董仲舒的限民名田
率先指出这个病象的是武帝时的董仲舒。他说:
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悉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
董仲舒虽然说这是秦时景象,未当明言汉代,但他又指出“汉兴,循而未改”,因而主张以限民名田来加以补救:
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塞井兼之路。
武帝的反应不得而知,但公卿在义“告纸”时也建议:
贾人有市藉,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
杨可告婚遍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皆破,得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商人的土地兼并为之一挫。而来自统治阶级的兼并则未加戢止,帝舅田分便是个中翘楚。但因长年用兵,人口大减,兼并问题亦暂告缓和。经昭宜两代的休养,承平日久,兼并又起。昭帝盟铁之义后,商人的束缚略得解脱;元帝以后又停止移富民实关中的措施,使兼并失去一个制约的因子,乃又转趋严重。至哀帝时,遂有师丹建议限田及奴婢。他说:
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帮务劝农业,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井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俞(愈)困。……宜略为限。
于是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其尽三年,犯者没入官。
尽管条件相当宽,但因外戚丁、傅用事,宠臣董贤也大加反对,终究未能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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