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非税失政权

　　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著名领袖李自成带领千百万农民揭竿而起，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他襄阳建都、西安建国、北京称帝，但由于非税思想的影响，导致了他最后的失败，为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借鉴。

　　李自成出生在明代末期，其非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明代田赋，自嘉靖以来逐渐加重，万历年间，借其名曰抵御辽东清兵、镇压农民起义、训练新兵等，按田亩先后加征“辽饷”、“剿饷”和“练饷”，即历史上有名的“三饷加派”，总计增赋1670多万两，超过了常赋一倍多，加上地方官吏的私加暗派，提前预征，繁多的劳役，农民不堪重负，叫苦不迭。在此重压之下，贫苦农民只得逃亡他乡。由于明延采取严酷的“摊逃”办法，实行“十家连保”，“一家逃则令九家分赔，九户逃则逼一家独承”，“有赤子无立维之地而包赔数十亩空粮者，有一乡屯而包赔数十项空粮者”。残酷的苛税盘剥，在李自成头脑里埋下了深刻的基根。

　　同时，李自成深受重赋苛税之害的亲身经历，也促使他非税思想的形成。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其家十世务农，父祖辈曾作过为官府催收田赋的“里役”，在其父守忠时期，天灾连年，农民衣食无着，被迫大批逃亡。而官府“催督之令急于星火，参罚之例严于震霆”。里役守忠收不足官府规定的田赋额数，弄得破产赔贴。幼年李自成迫于生活，因向地主艾同知借贷，后艾逼债甚急，自成受辱不堪，及愤而起义。李自成不仅目睹重赋带给劳动人民的种种苦难，他本人也深受其害，对向农民课征田赋深恶痛绝。

　　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后，其非税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明确提出了“均田免粮”，“三年不征”的起义纲领，并始终信守到底。“迎闯王，不纳粮”成为吸引千百万农民参加起义的巨大磁力。崇祯十四年（1641年），新受挫折的李自成兵进河南时，兵力不到一千人，但他所到之处，不征粮，不杀掠，深得人心。攻下洛阳后，士气大震，可谓“饥民荷锄而往应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其势燎原不可扑”。次年，攻下湖广重镇襄阳，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改襄阳为襄京，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不久，又攻克西安，建国大顺；十七年（1644年），义军攻入北京短短三年时间，农民军以推枯拉朽之势，席卷大半个中国，宣告明王朝的覆亡。“三年不征”与此前明王朝的强摊粮饷、无端掳掠形成鲜明的对比，李自成“不纳粮”政策取得了近期巨大的成功。至此，非税思想在李自成头脑里已是根深蒂固。

　　农民政权建立后，起义军已从几千人发展到近百万人，李自成不向农民征税，又靠什么来维持军需和政权的开支呢？李自成主张“杀富济贫”，满足军需和政权的开支主要靠“打粮”，即抄没官府、豪富的粮食和资财维持。如兵进河南攻克洛阳后，及时对官府、皇亲、勋戚、富豪等“籍其家以赏军”，仅在洛阳城中抄没福王藩邸和富室米粮达数十万石，资财、布帛无数，除约10%账济饥民外，其余均入充军饷。西建国后，又籍没明秦王朱存枢资产数百万，并开始实行著名的“追赃助饷”政策，即强令官僚豪绅退出贪剥之赃以助军饷。占领北京后，满足国家政权运转开销一是籍没府库、皇宫、宗室、勋戚、大监等的财产；二是在北京及大顺辖区推行“追赃助饷”。为确保“追赃助饷”顺利进行，李自成在“户政府”下设立“摧饷司”，专管其事；又在“刑政府”下设立“此饷镇抚司”，配合刑追。北京的追饷，虽然缴得钱财无数，但过火的追饷行动引起了强烈反响，京城为之轰动。军师宋献策借“天变”名义，谏止其事，李自成发现追饷过火，下令停止京城追饷，对明室官史，无论是否交足派额，一律释放回家。

　　过火的追赃助饷，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家财政的需要，而且斗争矛头指向全部官绅，打击面过大，波及到普通商民，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当李自成撤离北京回西安后，下令全面停止“追赃助饷”，以期稳定后方。尽管后来又逐步实行按亩征税，但为时已晚，在满、汉地主武装夹击下，义军由盛而衰，最后惨遭失败。李自成的非税思想虽然是明末苛税重赋逼出来的，但却是农民褊狭意识的反映。基于这种思想，李自成不是通过合理的赋税制度，而主要是采用过火的“追赃助饷”取得财政收入。这就犯了打击过宽、树敌过多的致命错误，是导致他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非税思想是没有远见的，因而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