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税收观(2)

　　墨翟赋税思想

　　墨翟（约公元前480年~前420年），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家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兼爱”，同情劳动人民，主要反映小生产者的利益要求。墨子主张“官府实而财不散而万民富”，对国家征收赋税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国家征税主要有4个方面的作用，即祭祀之用、结交四邻、赈济百姓和俸赐贤能，赋税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劳动者有将自己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以赋税形式上缴国家的义务，纳税是“其分事也”。墨子主张“以其常征，收其租税”，指出百姓所苦不是征税而是征重税，“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即正常的赋税，民可应命，过分的苛求，就会走向反面。他认为重税的危害，一是“虽欲无乱，不可得也”，会造成政治危机；二是破坏生产，造成经济衰退，“女子废其纺织”，“男子离其耕稼”。墨子主张征税要“反中民之利”，即征税后要反过来办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一思想具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意义，是其“兼爱”思想的一种反映。墨子主张“节用”、“去无用之费”。他指出，重税的原因是统治者生活奢侈，耗费大量人力财力。要杜绝厚敛，必须节用。他一再强调：“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反对无益的战争，反对生活上的铺张浪费，反对官吏待遇过高，反对厚葬，甚至反对礼乐方面的仪式搞得过大，等等。

　　商鞅赋税思想

　　商鞅（约公元前390一前338年），卫国人，公孙氏，名鞅。先秦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推行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改革使秦国“兵革强大，诸侯畏惧”，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坚持农战政策，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他主张国家的赋税政策必须为农战服务，对勤劳耕作的农民给予奖励。在新法中规定：“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即免除其徭役。为吸取其他诸俟国的百姓来秦国务农，规定免除其父、子、孙三代的兵役，对其所开垦的荒地，则免除10年的赋税：“诸侯之上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竟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他还用重税手段打击不服从国家农战政策者，如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商鞅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创始人。他主张用赋税手段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在新法中规定对弃农经商者予以重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不农之征必多沛利之租必重”。商鞅主张訾粟而税“，即赋税征收粮食，不收货币和其他物品。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达到国家税收政策制度的统一，又可以保证纳税制度的公平，”訾粟而税则上一而民平“。商鞅的赋税思想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也有一些消极的影响。例如，重农抑商的重征商税政策，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沿用，成为他们打击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

　　赵奢以法治税论

　　赵奢，生年不详，大约死于公元前260年以前，赵国名将，曾担任掌管赋税的“田部克”。赵奢在中国赋税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是他坚持以法治税。他认为，以法治税是以法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破坏税法会导致国家法制削弱，而国家的法制一旦遭到破坏，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国家就会衰弱，诸侯就会乘机进攻，政权就会灭亡。他指出：“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赵奢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他认为，税法不仅平民百姓必须遵守，贵族官僚也必须履行其纳税义务，这就是执法公平。做到了执法公平，国家就会强盛，政权就会巩固。他曾对赵国贵族平原君说：“以君之贵，奉公如法测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赵奢掌管赵国赋税期间，“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执法如山的税官形象。

　　荀况赋税观

　　荀况（公元前313一前238年），战国末期人，先秦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创立荀派儒学。苟子突破懦法两家的门户界限，同时探讨富国和富民两方面的问题，强调富民是富国的基础。他指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他坚决反对横征暴敛以充实国库，认为这样做会从根本上破坏赋税的基础，是“求富而丧其国”。苟子创立了我国古老的理财原则“开源节流”，指出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同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是本和末、源和流的关系：“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救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演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测上下俱富”。他主张全面实行轻税政策，通过“裕民”来达到富因的目的：“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民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荀子读儒家学派进行了全面的革新，其赋税思想是先秦各种积极赋税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创新，在中国赋税思想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