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一些上市公司运用各种手段对利润实现情况进行人为的调整、操纵，美化上市公司的“本来面目”。“银广夏”造假事件的曝光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内幕，广大投资者为之震惊，同时，也引起了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治理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已经成为完善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当务之急。然而，要从根本上消除上市公司利润操纵动机，堵塞利润操纵的途径，必须从相关的法规制度建设着手。我国新会计制度、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与实施正是应治理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之急需，对真实反映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具有深远影响。

　　上市公司利润操纵内幕探析

　　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手段多样，形式各异，总体上来讲，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利用关联交易，伪装经营业绩。我国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经过资产剥离、分拆后发行上市的，它与母公司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利益关系，这就为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实现利润操纵提供了基础条件。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以协议价格购销材料、货物和服务；根据需要转嫁或提高各种费用；通过关联方的转让、置换和出售资产，利用公允价值，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减少不良资产带来的损失；通过与母公司之间进行资产的托管经营和联合投资业务弥补亏损，伪装业绩。

　　（二）“巧用‘会计政策，扩大经营成果。会计政策是企业进行会计核算，并最终产生会计报表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不同的会计政策将导致会计报表所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差异。一定时期，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会计政策应保持前后连贯一致性。但针对企业的自身情况，有些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就为利用会计政策的变更，进行利润操纵提供了可乘之机。有些上市公司根据需要改变折旧的计算方法和存货的计价方法，减少当期的成本费用，改善财务状况，增加账面利润；对于长期投资通过在成本法与权益法之间的变动调节利润。

　　（三）利用应收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虚增利润。上市公司利用应收账款进行利润操纵的主要方式有：大量采用赊销业务；关联公司之间虚构交易业务，并以应收账款挂账；不能收回的应收账款继续挂账；不按规定的比率计提坏账准备，利用直接转销法调低坏账率，虚增利润，同时也夸大了上期资产负债表上应收账款的可实现价值。在我国不少上市公司中，应收账款在总资产中占有很大比重，这就使利用应收账款进行利润操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还有些上市公司通过资产置换方式或者通过预收账款科目和其他应收款项逃避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从而调节利润。

　　（四）利用潜亏挂账，实现利润“增值”。

　　上市公司为了提升当期的经营业绩，将待处理财产损失、长期投资损失、长期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及有关损失长时间挂在账上，将原本属于当期的费用记入上述有关账户中留待以后处理，从而，使资产“保值‘，利润”增值“。

　　（五）利用收入、费用确认时间的差异，扩大利润。上市公司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费用的手段直接操纵利润，这中间，上市公司常常不是以实际收入的发生为依据，而是根据购销合同提前确认收入；在成本费用的处理上，上市公司往往利用“待摊费用”和“递延资产‘两个科目进行调账，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将本该记入当期费用的利息资本化，从而，虚增资产的价值和利润。

　　（六）利用资产、债务重组，操纵利润。在资产、债务重组中，上市公司利用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对外购并、对外转让资产等方式改善经营业绩。有些上市公司抓住资产、债务重组的机会，在会计处理上大做文章，通过把购售法变为权益合并法，将购并日前的利润合并起来；在债务重组中，通过重组收益使利润发生巨大变化。

　　新会计制度对治理利润操纵行为的深远影响

　　新会计制度颁布与实施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缩小“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压缩利润操纵空间。由于我国目前尚不存在一个公平活跃的交易市场，建立于不成熟市场基础上的公允价值也就难谈真正的“公允”，再加上关联交易对价格的影响，使公允价值被严重扭曲，成为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粉饰业绩的重要手段。针对上市公司随意使用公允价值夸大业绩、虚饰报表的现象，新准则、新会计制度尽最大可能避免公允价值的使用。在债务重组和非货币交易处理中尽量减少公允价值的运用，以重组债务或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记价基础，如对企业首次发行股票而接受投资人的无形资产，根据准则不再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而是按资产在投资方的账面价值入账。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债务重组及非货币交易行为。从而，压缩了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空间。

　　（二）规范“利息资本化”的方方面面，约束利润操纵行为。有些上市公司使用借款购建固定资产，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通过资本化转化为资产，这样不仅减少了费用，同时还扩大了资产。针对上市公司利用借款费用，夸大业绩的行为，新准则对利息资本化的确认条件、确认时间、计算金额、暂停资本化、停止资本化，以及披露细节都作了具体、详细的规范说明。从而，约束了上市公司利用借款利息资本化操纵利润的行为。

　　（三）“债务重组收益”的重新确认，抑制了利用债务重组“扭亏增效”的做法。

　　按照旧的《债务重组》制度，当债务人企业以资产清偿债务、债务转为资本、修改其他债务条件，以及采用混合方式对债务进行重组时，所产生的收益应当在重组实际发生或实际完成后，确认为当期收益，记入营业外收入。一些上市公司，尤其是、类上市公司常常在年报出台以前利用债务重组迅速“扭亏增效”，从而实现“摘帽”或免于“退市”之恶运。按照新的会计制度，无论上市公司以何种形式进行债务重组，其获得的收益不得作为营业外收入记入当期损益，而只能将其直接记入资本公积进入净资产的行列。例如：英达年和年上半年分别取得债务组收益万元和万元，根据新的债务重组规定，不仅年上半年的债务重组收益不能列入当期收益，而且还要将年债务重组收益从年初未分配利润中调出，进入到资本公积中。再如山东三联重组郑百文，根据重组协议和原有准则，信达豁免的约亿债务能增加郑百文每股利润元，但按照新准则规定，即便郑百文重组成功，重组收益也要记入资本公积，无法影响利润和弥补亏损。由此可见，“债务重组收益”的重新确认从根本上扼杀了上市公司利用豁免债务、债转股等形式，迅速“扭亏增效”的做法。

　　（四）资产要素的重新定义和相关规定，遏制了相关利润调节行为。

　　依据旧的会计制度，开办费、待处理资产损失作为资产进入资产负债表，实际上，开办费、待处理资产损失是已经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它以资产的形式暂时挂在账上，以后，再转入费用。一些上市公司利用开办费、待处理资产损失这一特点，把它作为调节利润的工具，根据需要多列入资产、少转出或不转出费用，从而增加利润，导致公司虚盈实亏，股东投资被当做利润提前分配，资本得不到保值，更谈不上增值。新制度对资产进行重新定义，只有那些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才能作为资产来进行核算，待处理资产损失和开办费实际上都是虚拟资产，不能给企业带来收益，因此，不能作为资产进入资产负债表。通过对可比的1133家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进行统计，取消待处理资产损失科目使2001年上半年资产和净资产同时减少27698万元。根据新制度对资产的定义，开办费作为费用支出应在企业开始生产经营当月一次性进入损益，而不再作为资产进行摊销。据此，2001年上半年可比的1133家上市公司开办费支出合计为5263万元，比起初的229630万元减少了224367万元，说明大部分开办费已被当期损益或年初未分配利润消化。该项会计政策的变更使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同时缩水224367万元。

　　另外，为了确保会计的真实性，避免虚列资产，新制度还规定，所有筹建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先在长期待摊费用中归集，待企业开始生产经营当月起一次性计入损益，而不再进行分期摊销。如果长期待摊的费用项目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的，应当将尚未摊销的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计入当期损益。通过对资产的重新定义，删除了“待处理资产损失”“开办费”等虚拟资产项目，净化了上市公司资产，同时，也从根本上消除了上市公司利用这些虚拟资产调节利润的行为。

　　（五）“资产减值准备”的扩大披露，有效规制利润操纵手段。在新会计制度出台以前，一些上市公司为了逃避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往往以应收账款置换与生产经营无关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借此操纵利润。

　　新会计制度扩大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范围，从2001年起，除了原有的对应收账款、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存货计提减值准备外，同时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委托贷款也纳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行列。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以置换资产的方式逃避计提坏账准备，从而操纵利润的行为。

　　另外，在新会计制度颁布以前，一些上市公司利用已颁布实施的“四项准备”人为地操纵利润，不按期、不依据规定数额计提准备，而是常常根据需要，滥用估计巨额提取，使利润下降，然后，再以债务重组等方式“大量回笼”，致使利润突升，实现利润调节的目的。针对这些情况，新会计制度做出如下具体规定：企业因滥用会计估计而多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转回的当期应当遵循原渠道冲回的原则，不得作为增加当期的利润处理。新会计制度的这些具体规定使通过“准备”科目操纵利润的企图落空，从而有效地规制了利润操纵行为。

　　还有，新会计制度出台以前，一些精通会计业务的上市公司常常利用其他应收项目、预付账款科目调节操纵利润。对此，新会计制度“针锋相对”地做出如下规定：“企业的预付账款，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不符合预付账款性质，或者因供货单位破产、撤销等原因无望再收到所购货物的，应将原计入预付账款的金额转入其他应收款，并按规定计提坏账准备。企业持有的未到期应收票据如有确凿证据证明不能够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时，应将其账面余额转入应收账款，并计提相应的坏帐准备。”

　　新会计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对上市公司利润操纵行为产生强大的遏制甚至杜绝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