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从1992年上海真空B股上市起，中国开始允许部分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公开发行国内上市外资股（人民币特种股票，即B股），至今已经历了9年的时间。《股份有限公司国内上市外资股规定的实施细则》规定：“公司在中期报告、年度报告中，除应当提供按中国会计准则（以下简称国内准则—CAS）编制的财务报告外，还可以提供按国际会计准则（以下简称国际准则—IAS）或者国际主要募集行为发生地会计准则调整的财务报告。如果按两种会计准则提供的财务报告存在重要差异，应当在财务报告中加以说明，公司按国际会计准则或者国际主要募集行为发生地会计准则调整的年度财务报告”。由于两个准则的差异，以国内准则编制的盈余数字必然会和以国际准则公布的盈余数字有所不同。对于B股投资者而言，实际上可以同时获得以上两个准则下公布的盈余数据。衡量会计信息有用性一般是以收益—回报相关关系作为参照，究竟是哪一项会计盈余数据更能解释投资者的股票市场回报（Return）？也就是说，国际准则与中国准则何者更与股票投资者的回报相关？而导致这种相关性差异的背后是投资者在进行股票估价时是更多地依据国内准则下的会计报告还是国际准则的会计报告。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SAC）一直十分关注国际准则在各国的运用效果，主要问题之一也就是国际准则下的会计报告在各国国内市场是否加强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本文的研究就这一问题提供了我国市场的经验。同时最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信号表明：中国将逐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A股的投资，甚至吸引外资企业到中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这将涉及上市公司会计报告的准则选择和进一步完善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从沪市B股市场来看国内国际会计准则的有用性是具有代表性的，同时也希望为制定和进一步完善我国会计准则提供一份基于目前现实的实证研究。

　　文献回顾

　　目前研究不同准则差异性的文献较多，但实际上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会计收益本身出发，仅考虑会计盈余之间的差异以及构成会计盈余差异的各项目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产生会计盈余差异的各个会计准则或会计处理方法，而没有利用到回报（Return）方面的数据。李树华（1997）采用了这种方法，对沪深两市76家B股的国内外报告进行了研究，发现国内外报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具体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认为引致国内外会计收益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下列几个方面：会计准则差异（备抵项目、折旧、借款费用、长期投资）、特殊政策规定（汇率并轨、应付福利费和公益金、房改遗留问题）造成的差异以及审计职业判断差异（销售收入的确认和费用的确认、长期投资和合并报表）以及审计执业质量和对财务报告重要性认识的差异。CharlesJ.P，Chen和Xijia Su等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以1994—1997年沪市B股作为样本，发现以中国准则编制的国内盈余整体上比以国际准则编制的国际盈余高出20—30％，而且经过国际准则的调整之后，有15％的企业由国内盈余变为了国际亏损，说明两套准则之间存在着系统性差异。另外一类研究方法是在考虑会计盈余差异构成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回报（Return）和不同准则下会计收益（Earnmg）之间的关系。MaryS.Hams和Karl A.MullerⅢ（1999）采用了这种研究方法，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上市的非美国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了国际会计准则（1AS）与美国会计准则（US-GAAP）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按照美国GAAP调整的盈余信息并不比按照国际准则编制的盈余更加具有估价相关性。本文采用后一种研究方法，但是由于国内已经有对构成差异的研究文献，所以对构成差异的具体项目将不作详细的分析。

　　假设的提出

　　我国在很多的计量与确认方面均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差异（李树华，1997），比如坏账计提比率、递延税款、汇率调整等，以及审计质量上的差异（国内准则编制的报告经过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而向国际报告的以国际准则编制的会计报告一般是由“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等，这些都会系统性地影响各自准则下的会计收益数字，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盈余数字将会显著不同于国内会计准则编制的盈余数字。其次，对于不同准则有用性的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评价其各自的信息含量或者在一准则基础上检验另一准则的信息增量，一般采用的是会计收益（Earnlng）与市场回报（Return）之间的关系来衡量。关于国际会计的调整是否增加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有两种观点值得关注：一是基于两种准则本身架构的比较，认为国际准则赋予了公司更大的会计选择空间，公司可以选择更为合理的会计政策，向投资者传递更加相关的公司会计信息；从信息观来看，这种调整增加的信息相关性将会改变投资者对未来现金流量分布的判断，最终集中反映在股票价格和会计收益相关性的增强上。另一观点在承认国际准则架构本身有利于公司向外界提供更为相关的会计信息的同时，认为这种相关性的提高需要一定的机制保障（如公司会计职业判断水平），且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机制防止公司利用会计可选择性的增大进行人为的信息操纵。在缺乏这种机制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性较大的准则可能导致丁相对不可靠的会计信息。一旦充分认识到这层含义，投资者将不得不放弃使用国际准则下的会计信息，最终表现为股票价格和会计收益相关性的降低。为了通过我国市场检验这两种观点，我们提出假设二作为实证研究的假设。

　　假设一：以国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数字比以国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数字更有估价相关性。也就是说，国际准则的调整能够绐投资者带来额外的信息，这种调整具有信息增量。

　　研究结果与分析

　　1.研究方法

　　上述假设一的检验比较直观，可以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以及假设检验直接来验证。相比较而言，假设二的检验比较复杂一些。对于不同准则有用性的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虑是否具有信息含量或者信息增量，一般采用的是收益与回报之间的关系来衡量。对于究竟是采用收益水平（Earnlng Level）还是采用收益变化（Earnlng Change）作为收益的替代变量（Proxy Variable），两者之中何者与回报更加相关，国外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争议，而且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样本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EASTONet al（1991）对此做了总结性的评论，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上述不同结论，实际上是与收益的性质密切相关的，如果收益是永久性的（Permanent），那么采用收益变化来解释回报较好；如果收益是暂时性的（Transitory），那么采用收益水平较优。

　　根据以上分析和借鉴Mary S.Hams及Karl A.MullerⅢ等的方法，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收益的暂时性因素较为普遍，我们采用了收益变化作为收益的替代变量，用以下的横截模型来检验假设二。

　　其中RT，i=（Pt，i-pt-1，i）/Pt-1，i为样本公司i在t年的市场回报率；

　　Pt，i为公司i在t年1月份的平均股票价格；

　　EPSt，iCAS（IAS）为公司i在t年国内准则（国际准则）下的每股收益；

　　EPSt，i IAS-CAS为公司i在t年国际准则下每股收益与国内准则下每股收益的差额。

　　如果国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数字比国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数字具有更高的估价相关性，那么在模型2中，国际准则下的每股收益对股票回报的解释能力应该比国内准则下的大（模型1）；如果经过国际准则调整的信息能够给投资者带来额外的信息，即国际准则的调整具有信息增量，那么模型3中的β2t应该显著不为零。

　　2.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了沪市B股的55家公司作为样本。会计收益的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所跨年度为1994—1999年，总计有267个数据（观测值）。有关B股的市场行情数据（股价）以及美元／人民币比价来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路透社（REUTERS）系统（股票行情数据已作复权处理）。

　　3.结果分析

　　（1）国内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下每股收益差异的描述性统计

　　国内准则与国际准则所编制出的会计收益的差异是明显的，而且这种差异是系统性的，支持假设一的结论。而且经过国际准则的调整，基本上减少了原来的每股收益。在1994—1999年共计266个样本点中有60个样本点经过调整后每股收益增加，占全部样本点的22.5％；11个样本点在国际准则和国内准则下无差异；有195个样本点经过国际会计准则的调整后每股收益减少，占73.3％。在调整后每股收益减少的样本点中，有36个样本由盈利转为亏损，占样本总数的13.5％；年度分布为：1994年1个、1995年5个、1996年8个、1997年6个、1998年7个、1999年9个。没有样本点经过调整后由亏损转为盈余。这有力地支持了假设一，同时对Xijia Su等人的结论（时间跨度为1994—1997）也提供了新的证据。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种国内外准则差异并没有逐年降低的趋势，而且自从1998年之后上述差异有扩大的迹象。我们关注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的会计制度改革基本上是从1998年具体会计准则的颁布才开始的，直到1998年之后才开始执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颁布可以认为是中国会计改革和国际化进程取得明显进步的阶段性的重要标志。而我们看到的结果是，1998年之后国内准则和国际准则之间的差异在逐步缩小，但两种准则编制下得出的盈余数字却在扩大，表明尽管我们在准则制定方面已经越来越接近国际准则，但是实际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以四项计提政策为例，首先要求上市公司会计主管具备一定的职业判断能力，根据公司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各项计提的合理估计。其次，证券监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和法规，通过会计数字（如利润）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带来了一些上市公司反而将此项政策作为利润调节工具的动机。同时对B股公司来说，准则执行情况没有体现出国际准则和国内准则之间差异的缩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存在职业判断、风险意识、执业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因此，要真正实现我国会计改革国际化的目标，在对准则的制定和修正的基础上，需要准则制定机构、证券监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协作才可能实现。

　　（2）模型结果

　　对假设二，我们首先使用所有的样本数据共267个观测值来拟合回归方程

　　以国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对回报的相关性（模型l的R2）明显比以国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对回报的相关性（模型2的R2）高。以国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和股票市场的回报的相关性是12.15％，而经过国际准则调整得到的会计收益和股票市场的回报的相关性仅仅为6.21％。根据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整体上来看，以国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比以国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与回报更为相关。

　　模型3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结果表明：经过国际准则调整的会计收益（EPStIAS-CAS）对回报的解释性不显著（β2t的显著性水平仅仅为0.5278）。也就是说，上述调整并没有为投资者带来增量信息。

　　因此从全部数据（不考虑各个年份之间的差异）来看，以国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和股票回报的相关性并不比以国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和股票回报的相关性更好。也就是说，国际会计准则的调整并没有为投资者带来增量信息。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更多的是依赖于国内准则编制的盈余数字，而不是经过国际准则调整之后的盈余数字。

　　（3）分年度结果

　　为了控制年份的不同对差异的影响，我们对模型3分别以各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分年度的结果同样支持了上述的结论，即国际准则并不比国内准则具有更高的相关性，国际准则的调整并没有给投资者带来增量信息（从1994—1999年，β2t在0.10的水平上均不显著），假设2不成立。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或许应该，从我国证券市场所处的特定阶段去寻找。正如我们在研究假设前面提到的那样，尽管国际会计准则的目标是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相关的信息，准则本身赋予了企业会计人员更多的职业判断，尽可能向投资者传达企业实际的经营活动成果，但是这种弹性的准则必须在一定的机制保障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实现其目标；否则，失去了基本的可靠性要求的信息对投资者没有任何价值。我国目前还处于转型经济阶段，在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远远落后于美英等发达国家，比如中介机构（资产评估、财务分析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业务素质、人员数量发展，还不能达到国际会计准则要求的水平；相关的法律环境也还处于发展的阶段，对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对内幕交易的限制、对管理舞弊的处罚等等各方面尚需健全。在这种特定环境下，投资者只能舍弃相对更为“相关”的信息，转而依赖“刚性”的国内会计准则下编制的会计盈余数字。

　　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果是，不论是在国际会计准则还是中国会计准则下，会计收益与股市回报之间的相关性有逐年缩小的趋势。西方有类似研究（Francis and Schipper，1999），目的在于研究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逐年变化情况。这种相关性逐年下降的现象可以解释为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在逐年下降，市场投资者获取的估价信息逐渐偏离上市公司会计报告的最主要盈余数字，证券市场从“炒业绩”转向了“炒概念”，造成了价值和价格的背离，会计盈余的有用性在逐步下降；然而，也有国外学者就逐年比较相关性的方法本身提出了疑问（Gu，2001）。所以，我们很难得出一个关于会计信息有用性逐年变化的明确结论。

　　结论和建议

　　从上面的实证结果，我们得出下面的结论：

　　（1）以国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和以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国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普遍比以国际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高。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同国际准则存在较大差异。

　　（2）国内外准则之间的差异在1994—1999年并没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尽管从1998年开始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步伐加大了，出台了《股份公司会计制度》及多项具体会计准则，但准则执行的结果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3）从会计收益和股票回报的关系（Eaming-Return Relation）来看，1994—1999年间，以国际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和股票回报的相关性并不比以国内准则编制的会计收益和股票回报的相关性高。经过国际会计准则的调整并没有为投资者带来增量信息。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我们对建立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的一个思考是：在我们加快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多方面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健全，这些机制包括上市公司财务会计人员、中介机构、监管机构数量上、质量上的提高，也包括维护整个证券市场的宏观经济、法律机制的健全。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不能以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为代价，否则得到的信息将会更加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