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信息是一种商品。是否要对会计信息生产进行管制，溯本求源，仍需考察市场力量能否自发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双重目标。本文拟从效率性和公平性两个不同的视角，对会计准则制定问题作出理论思考。

　　一、效率性：市场失灵与会计准则制定

　　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公认衡量标准是“帕累托最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力量可以自发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其机理在于，市场力量能在无管制的条件下，使会计信息生产数量达到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社会收益相等的标准，这种“社会最优数量”的会计信息，将通过引导使用者的决策行为而使社会资源实现有效配置。

　　市场力量具有激励信息生产的功能。市场力量包容了经理人才市场、证券市场和收购市场等。然而，市场力量事实上不可能使信息生产达到“最优社会数量”，即不可能使信息生产达到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社会收益相等的数量，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原因在于以下两对矛盾：

　　（一）信息不对称现象与市场正常运转假设的矛盾

　　如果证券市场和经理人才市场正常运转，市场力量就会激励经理提供信息的数量达到边际公司成本和边际公司收益相等的状态，即公司资本成本的最小化。信息不对称使市场正常运转的前提不复存在。信息不对称，包容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种形式。

　　1.道德风险。即经理人员不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己任而逃避责任的行为。经理人才市场要正常运转，就必须完全消除道德风险问题。这客观上要求：经理人员服务的市场价值与经理人员的切身利益相关，且能正常地反映经理的努力程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要使作为约束机制的“经理人才市场”发挥作用，必须对经理人员未来的职业前途作实质性的牵制。如果经理人员行将退休，必然不会再关心自身在人才市场上的价值，要求经理人才市场对其进行约束是一种奢望。

　　第二，公司经营成果的变动往往是由经理人员努力程度这一主观因素和自然状况（如宏观经济政策等）这一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经理人员的努力程度和自然状况均具有不可观察性，使得外部人无法判断何者是公司经营成果变动的主导因素。而主导因素的正向作用，往往会掩盖另一因素的逆效应。例如自然状况的优裕造成公司的盈利高涨，此时自然状况是主导因素，经理人员不努力对经营成果的负效应会被自然状况的正效应所掩盖，即使经理不努力，公司仍然获取高利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理必然会选择逃避责任。显然，道德风险的存在使经理人才市场不能正常运转，从而不能实现符合公司成本效益原则的信息生产。

　　2.逆向选择。证券市场要正常运转，一方面要有一定的市场规模，使投资者的交易决策不会影响证券的市价；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应能反映公司的质量差异。而逆向选择，意味着经理人员占有私人信息时会采用利己主义行为，这将使证券市场正常运转的两个前提难以实现。

　　首先，包括经理在内的内部人，利用自身掌握大量“内部信息”的优势攫取超额利润，这使得外部投资者深深感到市场不再是公平竞争的场所，于是他们选择“用脚表决”，退出市场，导致市场规模的缩减。其次，由于经理人才市场的存在，经理们惧怕坏消息会降低自身的市场价值，因而在信息披露上“报喜不报忧”。坏消息的延迟披露甚至不披露，造成了市场价格的“集合”效应，即市场价格只能反映证券的平均质量，不同质量的证券却拥有相同的价格。因为坏消息的藏匿使低质量公司也可将证券推向市场，所以市场已丧失了识别不同质量证券的能力。这也可称之为币场失真。除非所有的公司都能自愿披露其被审计的会计信息，否则市场失真效应就不可能消除。这恰恰是市场力量所不能及的。

　　（二）市场正常运转效应与信息生产的“最优社会数量”目标的矛盾

　　即使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能正常运转以达到公司资本成本的最小化，其效应也只是使信息生产实现边际公司成本与边际公司收益的相等。而信息生产的“最优社会数量”是达到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社会收益相等的信息生产数量。对于公司而言的信息生产最优数量，与对于社会而言的信息生产最优数量是否一致？换言之，从公司和社会的不同角度来观察，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内涵是否相同呢？只要外部性和搭便车现象存在，回答就是否定的。

　　外部性是公司或个人采取行动使其他公司或个人承担成本、获取收益，而本身并未为此付费或收款。外部性效果使信息生产的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分离，这主要体现在：

　　1.对社会产生效益，由公司承担成本的信息生产。典型的实例如公司对外披露关系到公司商业机密的信息，将会影响市场对其竞争对手公司的期望，这是对社会产生的效益。而公司却相应地要承担信息披露成本，即由于披露，竞争对手将采用相应的竞争策略，这将使公司自身陷人竞争的不利地位。对于公司而言，这种信息就是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过量信息，对于社会而言则不然。

　　2.对公司产生效益，由社会承担成本的信息生产。典型的实例如垄断者公司与该行业潜在进人者之间的博奕。当进入者对公司的内部信息是乐观的这一情况持较低的先验概率，公司由于考虑到阻止进人者进人所产生的更高的利润，将超过由于不披露而导致的资本成本的上升，将选择不披露政策来阻止进人。对于公司而言，这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最优决策，而社会却为此承担了信息流动性下降的成本。

　　外部性的极端情况是所谓“公共物品”的存在。会计信息正是一种“公共物品”，其消费的非独占性或利益的共享性，使得投资者不愿为之付出，由此便产生了“搭便车”行为。众所周知，私有商品的生产可以依靠社会的供求力量协调而达到“社会最优产量”。而价格机制在会计信息这一“公共物品”之上已无用武之地。

　　由此可见，“市场失灵”的症结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及外部性、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因此，市场是无法实现“效率”目标的，这必然要求对会计信息的提供进行干预，即制定出公认的会计准则。这已从历史事实中得到证明。

　　二、公平性：利益协调与会计准则制定

　　会计信息可用于经济决策，因而会计信息将带来经济后果。这就从客观上要求会计信息的生产要兼顾各方的经济利益，以使其经济后果公平合理。这一使命注定要由会计准则来完成。

　　经济后果存在两种表现形式。首先是直接的经济后果，会计信息将直接影响经济风险的总体水平及在不同个体间的分配。例如，在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管理当局与债权人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会计信息将通过激励合同改变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的风险分配；同样，它也能通过贷款合同、债务保护条款、股利限制条款等，影响管理当局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其次是间接的经济后果，会计信息将通过引导不同的经济决策行为而影响社会总体的生产和消费。如会计信息有可能使投资者改变投资决策，这将使资本在不同投资项目上实现重新分配，必然带来社会总体的生产和消费格局的变化。

　　由此可见，会计信息绝非抽象数字的简单组合，其经济后果的存在必然使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时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损，这就必然导致不同利益集团对会计信息生产有不同的偏好。具体表现为：

　　（一）投资者的偏好

　　投资者的构成较为复杂，其背景和信息披露要求返然不同。但撇开个体差异，我们可以发现，从总体层面上，他们拥有共同的偏好。

　　l.决策有用性的要求。投资者希望获取与其决策相关的有用信息。从信息观角度，投资者偏好“更优信息”，即在现存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呈报中扩展附注披露，增加分部报告甚至提供预测。从计量观角度，投资者要求得到额外信息，如引人新的信息系统（公允价值等）来报告历史成本系统所涵盖的事项。

　　2.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可靠性要求。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之前，需要比较不同公司的业绩。而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使不同公司可能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从而使公司间会计报表丧失了可比性。这势必使投资者要承担将不同公司报表按共同基础重新表述的额外成本。同时，当会计选择多样性影响了财务信息的可靠性时，人们宁愿接受政府对公司强制会计披露和统一报告方法的要求，以换取可资信赖的会计信息。

　　（二）管理当局的偏好

　　1.会计信息披露的低成本要求。信息披露成本主要包括生产成本和消费成本。前者取决于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这往往取决于市场客观要求；后者则体现为信息披露的负效应，如前述专有信息的披露就不符合信息披露的低成本原则。

　　2.会计政策选择的自由度要求。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信号”功能。例如，一个公司可能采用多种稳健的会计政策，高类型即实力雄厚的公司仍可能报告利润，而低类型即实力较差的公司则会报告损失。因而，稳健的会计政策能表示经理对于公司未来的信心，从而以“信号”形式将公司的内部信息传递到市场，降低了公司的资本成本。同时，订立任何有效契约时，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有助于管理当局对预期或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从而克服契约的不完备性及刚性，保护其自身利益。

　　可见，不同的利益集团对会计信息生产有不同的偏好。这种利益的不一致性，客观上需要一种社会的选择。会计准则所充当的正是这种利益协调者的角色。

　　究其本质，这种利益协调过程是一种寻求政治上可行方案的过程。会计准则的制定者必须要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偏好作深入细致的考察，一方面要了解不同利益集团偏好的同质性，另一方面要寻求各集团对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异质偏好”的可容忍程度。进而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即最终使存在不一致性的集团达成妥协。

　　这种妥协同时也是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游说”的博奔的结果。要使得这种“社会的选择”为公众所接受，即形成“合作博奔”，关键在于确定为各利益群体所认可的准则制定程序，这与政治领域的民主决策程序颇有相似之处。虽然这种程序安排极为耗时，但各利益集团会将之视为“公平”的过程。即使协调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某些集团的利益，它们也愿意接受新准则。例如，美国在准则制定中对“恰当的程序”特别关注的原因也正缘于此。

　　从效率性和公平性两个不同视角分析会计准则的制定问题，结论却是“殊途同归”。市场失灵意味着市场力量无法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因而经济角度的观察使我们确信应当制定会计准则。而会计信息生产的经济后果使不同利益集团存在利益的冲突，这种利益协调的需要，进一步从政治角度论证了会计准则制定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