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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悖论

来源: 证券时报 财经周刊 编辑: 2002/04/19 00:00:00  字体:

  早在1998年3月,笔者就曾针对通缩提出减税建议,当时的理由有两点,中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税率为17%,大约相当于欧洲的25%的消费型增值税,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税务负担重于欧盟企业,因此无论是从国内外企业公平竞争的考虑出发,还是从将生产税转为消费税以鼓励企业投资的立场出发,都必须进行税制改革并实施减税的宏观政策。

  四年多的时间悄然而逝,但上述减税的两大理由并未时过境迁。近来减税呼声在学界渐炽,所论可以说大抵如此。

  不过,对于学界减税的呼声,官员颇不以为然,私下或直斥为“根本不了解情况”。学者们“不了解”的情况有哪些呢?一是中国的税收占GDP比重很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大概相差十个百分点的水平,因此宏观税负总体上为提高趋势,如果减税就是逆势而动。二是近年来税收增长事出有因,是在税制、税种和税率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加强征管的结果,大约经济增长和非增长的因素各占50%。如果刨掉非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税收增幅很快会应声回落,因而并不需要以减税作对冲。三是中国的税收所得主要来自流转税,大约占全部税收的2/3,而欧美税收以所得税为主(德国50%、美国和日本60%、英国和法国80%),减税主要减的是所得税。中国简单套用欧美减所得税的办法,显然力有不逮。

  客观而论,官员们掌握着更多的税收信息,上述争辩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就第二条来说,大概没有人会同意:一个严肃的政府明明有税法的规定,可以听任偷税漏税盛行。所以无论是通过打击走私还是打击偷税漏税,加强征管都是应该坚持的大方向,由此而增得的税收亦应掌声鼓励。

  但减税还是不减,却并非如此三言两句即可简单定论。首先,企业的税负与实际税负在中国完全是两码事。中国的现状是“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普遍估计,企业的非税负担早已接近甚或超过了税收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名义税收来谈,实际上没有意义,至少对于企业来说毫无意义——交的都是皇粮国税,交与哪家字号对企业并无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倘不能对急症下药,大刀阔斧清理“三乱”,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只是抱怨宏观税负低,并一味加强监管催税,则在理上有屈。好比说,有人将该交张三家的钱交了张三,但张三妈不干,硬要再收一份,对方难免回敬:“你老人家还是先管好张三吧,谁叫他是你儿子呢!”

  减税应该是减所得税最好,因它是直接税。减中间税,相当部分最后要从所得税中拿走,岂不白忙一场?不过,对于中国流转税比重高而所得税比重低的说法,笔者以为相当原因正在税制本身。换言之,流转税比例重导致了所得税比例轻。此话怎讲?从极端的理论上,流转税高到一定程度,是完全可以把企业所得全部“吃”掉的。企业无所得,何谈所得税之有。眼下中国企业的流转税偏高,企业和个人的所得当然就会少得多,所得税比例永远也高不上去。既然流转税比重偏高是所得税偏低的原因之一,以所得税比重偏低为由否定减税则无道理。

  这样,正本清源,减税要取实效,就不得不要先从税制改革入手。税务发言人的观点看来是正确的:税改的确是关键。但税制改了以后,该减的税还是应该减下来才是。

  以上当然不是故事的全部。故事的另外一部分是当前个人所得税中有大量的漏报收入、瞒报收入(合法的、灰色的收入),在这方面正是税收潜力所在,却又不是一个“减”字了得。

  如果考察未来几年中国的宏观变革,减税还是不减会更加难于抉择。有一点很清楚,WTO后,中国财政将加速向公共财政转变,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减收增支的压力空前的大。在转轨时期,很多该财政做的事由银行和国有企业做了。入世后,“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银行和企业自身难保,所有的包袱都要扔回给财政,再加上过去积累的天文数字的财政的或有负债和隐性负债,财政的日子会很难过,搞得不好会有财政风险。但是,以财政风险换来银行干净、企业干净将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何尝不是促进经济增长之道?

  因此,从宏观财政的角度看,关键问题就不是财政赤字增加多少,而是财政如何确保体制顺利转轨,确保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而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关键的问题亦不是减不减税,而是能否确保税收的使用能够带来一个稳定增长的环境。从这样的观点看,财政赤字在增加难以避免且应属正常,而税收的增加亦同理,其使用如能保证公共财政制度确立,从而能有利于整体效率提高,也同样是保证了经济增长。

  本文的分析好像有点左右不清,正好反映了减税还是不减的选择困境。总结一下本文的观点,一是要正税,将不合理的收费作个大扫除;二要税改,正本清源;三是要调整税负,总体可能会有增有减。最最关键的一点,则是税收的使用效率,如果能以税收的增长乃至以赤字的增长确保经济转轨顺利推进、经济增长平稳,问题就不大。毕竟,把饼做大了,一切都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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