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理论与实践上正确把握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什么社会经济制度和什么经济运行模式之下都自动生效，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下，特别是在一定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下，才可以使二者具有良性互动关系。

　　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明，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充分体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税收有两种基本职能，一个是财政收入职能，另一个是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体，以税收为补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占60％左右，税收只占30-40％。税收对经济的关系得不到充分体现，经济发展主要不是靠税收调节，而是靠计划调节，如果汁划发生重大失误，经济发展就要遭遇严重的困难和障碍。税收收得再好、设计再好，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财政只是摆设，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完成。而进行跟进式的财力保障。大跃进时有句荒谬的话：“经济需要多少，国家财政就拿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好象国家财政是一个随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任何财力保障的东西。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体现不出来。

　　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政收入模式的转变和税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税收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为人们所认识才受到举国上下的充分关注。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财税体制改革才基本走上正轨。在此之前也进行了税收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1983年实施的利改税以及1984年实施的第二步利改税。随着计划经济烙印的消退和计划对国民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市场机制、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增强，但随之而来的，是市场调节的无序性、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缺陷、市场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用宏观经济调控纠正市场固有的缺陷和弊端，使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加充分完善、正确。实践证明，只有宏观经济调控加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有利方面，又克服其固有弊端。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再加上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资源配置方式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越成熟、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也越重要、越明显。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双重职能必然为人们所认识，因为税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最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大支柱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是派生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一）经济发展与税制的关系

　　税制的确定要遵循若干原则，如公平与效率原则，税收既要照顾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又必须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激励与约束的原则，税制要体现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客观要求，要有利于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税收不能妨碍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要加以约束和抑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如果体现了这些原则，税制就是比较好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税制就不好，必须加以是废除。我国的现实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83年以前，我国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在40％左右，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主要表现在企业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为企业的利润指标是由政府下达的，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围绕着国家下达的产量指标和利润指标，如果超额完成了利润，也要原封不动地上缴给国家，它自己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利润的多少和它自身的物质利益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不利于经济活力的增强，起不到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在1983年作出利改税的决定，把原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交税，这是第一步利改税。之所以叫第一步利改税是因为改得还不彻底，是过渡性的。1983年实行利改税时还保持了国有企业利润与税收并存的形式。国有企业先交55％的企业所得税，剩余的利润再和政府签定上级96比例，剩下的留给企业。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改变税利并存的格局，实行完全的以税代利，国有企业只要上缴企业所得税，不再上缴利润。但当时的价格很不合理，行业企业问的利润悬殊很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因为原料价格便宜，利润很多，而以工业原料为生产要素的企业，成本较高、利润较少，为了调节企业之间利润的过于悬殊问题，国家征收所得税后，还根据企业利润的高低征收利润调节税。

　　这两步利改税在我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第一，规范统一了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关系。企业交税后有自主支配的权利，调动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第二，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过去上缴利润，财政收入没有稳定的来源，被动很大，利改税后税率是固定的，国家收入有了稳定的财源，有利于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第三，企业的留利大幅度增长，使企业的投资能力、经营能力有很大提高。促进了企业微观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税收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得以体现。

　　利改税尽管有作用，但由于当时实行了企业以承包经营为主地方以财政承包为主的形式，利改税的成效受到很大局限。因为当时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承包，承包经营的结果，既包了利润，又包了税收，有的地方承包时，将利和税一起写进承包合同，这样使税收应有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的保障作用部分地丧失。承包制不能使税收随经济发展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增长。税收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没有了。企业承包和地方财政包干，还助长了其他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弊端，如市场分割、划地为牢。由于各地财政承包，地区经济发展越快，财政收入越多，除了上缴承包的外，地区留下的也越多，地区利益越大。为此，各地竞相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当

　　时若干个“大战。同时进行，如棉花大战，产棉地区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利用当地的原料获得更多好处，纷纷建立自己的棉纺工业，导致棉花大战不断升级。此外还有蚕茧大战、烟草大战、小化肥大战、农资大战等。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各地经济结构趋同，低水平重复越来越严重，造成经济结构扭曲，调整困难，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大市场根本无法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体系根本建立不起来，这些弊端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有效发展，使市场经济的秩序大为混乱，假冒伪劣因此产生，某些地方政府成了制造假冒伪劣的保护伞。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包括税制在内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紧密的良性互动关系。搞得好是良性互动，搞不好是恶性互动。

　　1994年税制改革是又一个重要的例证。1994年在我国经济改革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财政体制实行了分税制这广重大的制度创新。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各国通常采用的与市场经济特点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我国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目的在于规范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体现事权尉权和税权三权之间的辩证统一？简而言之，分税制就是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根据事权确定应给予它多少财权来满足其覆行职能的需要，并根据财权划分税种、决定税权。与分税制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工商税制改革，工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目的已基本达到，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税制体系，税制改革成效明显。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的增长极为迅速，“九五”期间税收总规模达到47000亿元，比“一五”到“八五”的总额还多出2700亿元，“九五”期间年均增加税收1300亿元，税收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与此同时，税收宏观经济调控功能得到极大增强，。1994年税制简化，使得税制结构更加科学合理，94年税制改革后税种由原来的32个阵为58个主要税种，税制大大简化，税种的覆盖面扩大，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大为增强。特别是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收手段的运用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这得益于1994年税制改革奠定的基础。总之，94年税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功，税收的双重作用得到了充分体明扼要现和明显加强。

　　但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也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如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税收归属，不利于建立统一、公平、开放的市场体系，更不利于企业的改组、改造和联合，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大大减弱；增值税一方面起了重要的是经济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保障作用，但由于增值税设计方面的某些不完善，对经济特别是科技进步带来消极作用；个人所得税税基、税率、起征点的确定，也存在问题，对于促进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有消极影响；企业所得税特别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至今依然是很大的问题，名义税率尽管统一了，但由于存在种种优惠措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上不统一，这不利于为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实体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利于公平税负，也不利于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资源税在范围税收分配和课征对象确定等方面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一方面要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又要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由此可见，1994年税制改革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有不利于国民经济有效发展的方面。

　　（二）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的关系

　　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支柱政策，其中财政政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内容受到种种限制。如欧盟15个国家已经实现货币一体化，再过几年各国自己的货币将不存在，各国的货币政策由欧盟的货币执行委员会来统一制定。各国政府唯一能自主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只有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重要的内容和核心的手段，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出口，即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三大动力都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有关。投资与税种的设置税率的高低、优惠政策的多少、优惠的方向关系非常密切。消费也是这样，如营业税、消费税与消费品价格直接相关，所得税，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都和企业个人的生产消费、生活消费能力有密切关系。出口更是与出口退税税收、 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有密切关系11998年以来为了刺激出口，我国曾3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到去年出口退税额已达到811亿元，今年这个数字还要增加。出口退税政策对增加出口有直接关系。

　　从对经济景气的调节看，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与经济发展，而且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社会进步关系非常密切。比如，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就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方向的体现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与科技进步的关系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东部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我们实行了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当时是为了贯彻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对沿海和经济特区实行了以区域倾斜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个政策已经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成效，当然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诸多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可见，税收优惠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

　　税收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作用明显，世界各国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都集中在税收政策上，采用了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税收的定向优惠等政策。加速折旧就是对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比较快、技术变化比较大的行业和部门，允许它们在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还没有终止以前提前报废，允许它们加速新旧。加速折旧是国家利用减小所得税税基的办法促进技术更新改造促进科技进步，国外在信息产业允许加速折旧的很普遍，投资抵免允许某些企业将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投资、支出在所得税税基中取得扣除，以减少所得税税基，为企业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创造条件，建立激励机制。科技进步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高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基础性障碍。为了增强企业后劲，增强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许多国家允许企业实行投资抵免。定向优惠政策是定向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鼓励方向实行税收优惠，而不是对所有方面都实行普惠式的税收优惠。如为了开发某一个新兴领域。或开发某一高科技的行业，为了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世界各国对高科技的发展往往给予这种定向式的税收优惠。

　　出口退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对出口需求的扩大作用非常明显。世界各国实行的是出口退税，而不是补贴，因为补贴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补贴是不正当竞争，要受到制裁，出口退税可以，出口产品以无税或低税进入国际市场竞争是国际的通例，这个政策在促进1998年以来我国出口需求的扩大功不可没。如果现在停止出口退税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税的力度，出口企业肯定要受到很大打击，出口需求要受到很大影响。

　　现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于投资、消费也都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各种行政性收费增长数量和速度一年比一年加快，而且在许多年份，非税收入增长额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税收收入的增长额和增长速度，费大于税。1999年之前企业上缴的钱有2／3是通过费的形式拿出来的。农村的农业税并不重，管理也不严，但农村各种非税收入使农民苦不堪言，再加上各种没有名目投有红头文件的收费，使农民负担更为沉重，严重制约了企业投资能力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严重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从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费税政策存在非常突出的问题。

　　（三）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主要是依法征管的水平和程度对于净化扰化或恶化经济发展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重要影响。在征管过程中，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等现象不仅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更重要的是毒化了税收的秩序，恶化了市场环境，使市场处于非公平竞争之中用经济发展环境产生消极有害的影响。如果依法治税，税制本身合理，那么各种市场主体、法人主体、城乡居民相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如果税收征管中存在大量的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就会造成严重的税负不公，守法者的税负相对较重，恶化市场秩序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

　　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税制、税政选择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从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税收因素看，从影响经济发展的税制和税政存在的主要问题看，我国大致要解决7个方面的问题。

　　（一）增值税转型的时机和方法现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非常明显；不允许购进的固定资产已交纳税款的抵扣，这对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进步、促进企业投资都是十分不利的，世界各国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已经抛弃了生产型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已经众所周知，没有多大分歧。问题是什么时候转、当前的主要争论在于：是尽快地转，还是创造条件先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再逐步转型？到底是一步转述是分步转？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尽快实现增值税转型。

　　对怎么转也有很多争论。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观点是一步到位，不要分步实施，理由是分步实施会产生根多阵痛，实施起来麻烦比较多矛盾比较大。尽管一次性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能够顾利地实现转型，充分发挥增值税在促进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损失的税收收入可以很快地补回来，因此，应该一次转型。

　　但大部分人认为这种办法不可取，因为转型首先要考虑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据测算，增值税如果彻底转型，每年要减少财政收入600-700亿。其次，我们当前缺乏增值税转型的良好基础和技术条件，必须逐步创造条件，实现分步到位，持这种观点同志的主导思想是“总体设计、分步到位”。如果允许设备购置先抵扣，而厂房、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不抵扣，大概影响财政收入300亿，因此如果分步实施，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分步实施从当前的条件看。也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对增值税的计真机联网、交叉稽核系统都没有建成，基础性工作还没有做好，如果急于一步到位，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分步到位比较稳妥。现在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分步实施的具体方案。

　　（二）有利于促进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所得税的完善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起了积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税基怎么确定？税前扣除起征点怎么确定7税率如何调整？累进的程度如何确定？累进的税率如何修正？这些问题值得探讨，现行个人所得税在促进消费特别是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有许多没有考虑的地方。西方国家认为，在科技进步时代，促进科技进步至少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科技创新的能力到底如何，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程度如何，另一个是劳动力的素质能不能满足科技进步的需要。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转岗的能力较低，劳动者文化水准普遍较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个人收入中留出足够的钱让他们进行再教育，接受终身教育，不断增强他们转岗的能力和对科技进步的适应能力。如果所得税税率过高，或在扣除时不考虑这部分需要，就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考虑起征点问题，最重要的是考虑劳动考的家庭负担、人均收入。我国所得税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修改后的所得税法依然没有也无法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这很复杂，要有比较健全的资金流量和流向的监测，如通过银行发给个人的钱要有据可查，银行要有基础性资料，不管来源于哪个部门、哪个方面、哪个企业，甚至来源于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支付。都要有原始的记载，对个人收入来源的监管必须正确，必须有据可查，这样个人收入才可以核实，对其家庭成员的收入才可以有正确的判断。因为要算赡养人口的负担，要算人均收入来考虑扣除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有这样的监管能力和基础资料，我们没有，在一两年内也搞不成，这不是税务部门一个部门就能实现的，要靠全社会各个部门的配合，因此，当前所得税税法的修改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今后继续修改个人所得税税法的方向。

　　（三）有利于促进平等竞争、税负公平、增强各类企业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1994年税制改革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趋于一致，但是由于外资企业享受很多税收优惠，因此实际税负不一样，实际上依然存在两套税制，造成色类企业、特别是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影响了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所以必须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现在的关键问题，一是税率的确定，二是税基中抵扣因素的确定，三是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如何处理。税率的确定争议比较大，有人认为现在的税率比较适中，33％的税率并不高，与世界各国比处于中上水平，而且我们名义税率是33％，而实际税率只有20％左右，税率不宜调得过低，另外如果考虑到所得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国民经济发展遇到困难、要动用所得税杠杆的时候，如果名义税率太低，与实际税率靠近，那么今后宏观经济调控的余地、弹性就将十分有限，没有再降的余地了。更多的人认为，不考虑企业非税负担因素，仅考虑税收负担因素，也太重了。尽管许多国家名义税率与我国相差不多，但国外企业的税前扣除项目比我国多得多，因此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负可能比国外企业高。世界各国通行对购买的固定资产已交税款允许抵扣，我国不允许，尽管这属于增值税范畴。但企业毕竟交出去了。世界各国通行在确定企业所得税税基时，用于技术更新；技术改造的投资允许在税基中予以扣除，而我国不允许，现在我国仅仅是试行还没有普遍推广这种扣除。国外税前抵扣的项目比较多，即使其名义税率与我国一样，但实际税负比我们低得多。我国现在对税率的争议还在进行，有人主张税率不变，有入主张降为30％，有人主张降为27％或25％。

　　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怎么处理，是我们吸引外商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数同志认为依然采用“总体设计，分步设施”的办法，特别是采取老外资企业老办法，新外资企业新办法来解决问题。或者给它一个过渡期，到过渡期结束时，新老企业一刀切。不能急转弯，使企业感到政策突然变化。要给它们一个缓冲期，使企业有时间事先考虑来不来华投资。

　　（四）有利于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源税调整资源税的课征范围如何确定，要不要适当扩大，现在除对一些矿产征收资源税外，其他考虑比较少。为了节约水资源，我们要考虑是否对水征收资源税？另外，资源税的分配要不要改革？原来海洋石油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格局是否合理，能不能做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又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税收的划分、税权的划分要不要考虑。另外，现行的资源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地区往往都是资源富饶的地区。而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是资源贫乏的地区。在此情况下，对资源税的调整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其中牵涉到征收范围怎么定，税率怎么定，分配格局怎么定，是中央税、是地方税，还是共享税，共享的比例怎么定，这些都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相联系，如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云贵川都是资源富饶、但相对贫困，这些地方资源税的征收到底怎么既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又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这比较复杂。

　　（五）实现零税率目标的出口退税这些年出口退税加大了力度。但是现在离零税率还有距离，目前我国出口产品的平均退税率为15％，但我国增值税税率是17％，离全额退税、零税率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当前要不要立即实行零税率？这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现在出口退税率已经高达811亿，占国家税收收入总额的11％左右，再提高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可能更大；因此，零税率是目标，但要采取分步到位的方法。要结合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增强等来考虑，不一定完全采取出口退税的办法，可以采取别的定向税收鼓励措施，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含量、附加值的提高。

　　（六）有利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这为中西部地区普遍关注。关键的问题是，在优惠模式上，考虑由地区倾斜到产业倾斜的转向。在优惠的方式上，要更多的从税率式优惠转变为税基式优惠。国外更多采用税基式优惠。特别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采用税基式优惠。从过去片面的事前优惠转变为事前优惠与事后优惠的有机结合。如对基础科研更多地采用事前优惠，刺激增加科研投入，保证它有钱、有积极性投入。但对科研成果的采用和转化要考虑效果，采用事后优惠。从过去片面注置直接优惠向间接优赢转化，直接优惠就是减税，间接优惠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补贴等间接手段实行优惠。

　　（七）积极推进税费体制改革，理顺税费关系企业将税费放在一起，看成一个东西，尽管我们采取了减税的办法，但税在减、费在增加，作用等于零。因此，在考虑税收宏观经济调控作用时，在考虑税收的财政收入保障功能时，必须将税费联系起来考虑。前些年我们在考虑时没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造成当前税费关系的极度混乱，留下许多后遗症。因此，以后要联合起来加以考虑，如企业所得税，光考虑税怎么收不行，税就是降低了、增加了扣除因素，但如果苛捐杂费层出不穷，立即就抵消了减税的因素，造成更加难以收拾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