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费，是根据国家法律、法令、制度，由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自行收支，不纳入预算内的财政资金。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强行分配而取得的财政资金。从目前我国收入组成来看，税收收入是主要来源，费只是补充部分。但从另一方面讲，税费并存也必然会产生矛盾，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社会总产品的数量和价值是既定的，也就是说，可供分配的剩余产品的数量和价值是有限的，税和费作为分配手段来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若收费过多、过滥，必然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税源的开发和建设，侵蚀税基影响税收收入，从而影响财政收入，最终会导致收费不能抵消税收损失的状况。因此，有必要将一部分费改为税。

　　从目前我国的收费来看，大体上包括事业性收费、经营性收费、行政性收费。从费的特点来看，它和税具有相似的特征，存在着某些共性。这就为费改税在理论上提供了可能性。二者的共性主要体现如下：

　　（一）二者的主体都是国家和政府受权的职能部门和机构。

　　（二）收取的依据都是国家法律、法规和制度，收取的手段都是国家赋予的权力，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

　　（三）从收费来源看，属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范畴；从其征收对象上看，都是单位及个人。

　　（四）从作用来看，税和费都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国家、社会管理职能。

　　（五）从实质上看，无论是收税还是收费，都直接或间接属于财政性收入。

　　相比之下，费的固定性相对税要差一些，不如税规范，另外，费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具有直接补偿性，这是税所不具有的。从其差异看，可以通过立法或建立法律、制度的办法来规范，变费为税。

　　费要改为税，就要相应寻找税基代替（税制要素），主要是课税对象，不外乎有三种：一种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易额，即销售收入；一种是生产要素的交易额，即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通常为工资、地租、利润；一种是财产占有或占用额，通常表现为不动产的价值和租金。从我国现行税制上看，对此三种税基都是全部征税的费改税，才必然在此基础上确定的某种特殊税收。在目前，费改税的来源不会离开上述三项税基，二者都存在着共同的来源，这为费改税操作提供了可靠性。

　　我国费改税的领域相当广阔。我国现阶段存在相当数量的费实质上都是税。费改税只不过要把费的管理形式转为税的管理形式。例如教育费附加，名称上是费，其实质也是一种税。无论从征收主体，还是从征收来源上来看，都是税中的一种特殊个体，它是以商品和劳务交易额作为间接税基，而以流转税基额作为直接税基的。在其他领域，如卫生、治安、交通、社会福利方面的收费。这些收费从表现上看是费，但从其实质上看，是交纳者可支配收入中的一部分。它和税具有相同的来源，因此改为税的操作性也较强。

　　税费可以并存，费改税能改变目前费挤税，纳税人负担沉重，收费过多过滥的现象。但不能完全以税取代费。费作为收入的一种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例如公用事业。因此，如果公共部门提供的商品和私人消费受益发生直接的联系，同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税基，就可以以费的形式来存在。其次税的征收有其要素限制。费相对自由灵活，可以作为税的补充，共同起到收入、调节经济职能。

　　费改税中，也存在着一些应注意的问题：

　　（一）费改税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从我国费的收取来看，数量巨大，费种繁多，极大影响和破坏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费改税势在必行。但费改税后，也存在一个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一是费往往由各地方政府为弥补开支而自行制定。费改税后，征税权及税的立法权如何确认、费改税后的收入如何划分？是作为中央税、地方税，还是共享税？二是分配比例问题。例如农村三提五统，开征农村公益建设税后，农村建设资金来源如何处理？这就需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原收费多用于地方建设，如收归中央，则势必会增加地方负担，或者造成中央支出增大的趋势。如共享税，返还时如何处理，是否原为哪级收费返还哪级？返还比例多少？分税制后，以划分事权为基础划分收入，如事权不变，收入如何处理？三是费改税后，原有的征收部门的处理。原有征收部门往往人员冗多，机构重叠，费改税后，人员和机构如何处理。四是原有征收部门的职能是否保留，如保留经费如何开支。

　　针对立法权来说，从目前看，费改税工程巨大，阻力重重，没有中央立法恐怕难以展开。所以立法权应暂归中央。同时，也可考虑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立法权。但立法应在遵循中央统一政策和在宪法、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从收入分配看，费改税后收入应作为地方税和共享税收入。原因是：1、费的起源是在于国家财力不足而由地方及机构征收的。2、费改税后中央支出必然会增大。对于费改税，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机构冗多，人员过多，造成乱收费。所以费改税后，必须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这里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精简迅速、力度要大；二是注意分流人员安置，不宜安排到行政或二级事业单位，因为二级单位虽属事业编制，但实际上也等于吃皇粮，可能更方便吃“收费”；三是原征收部门原行政职能依旧保留，取消收费后，可由国家适当增加拨款。

　　（二）费改税后税务部门的变化。费改税后，将原预算外收入大多纳入预算内收入，收入的完成则依赖于税务部门的征收。但由于费改税的费的缴纳人较为分散，不易管理，则为税务部门的征收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同时税收成本必然会增大。对税务部门来说，是否采取代扣代缴的征收方式。从税务登记到纳税申报的征收方式未必会适应新的形式，如采取源泉扣缴的方式和代征代缴的方式，是否存在换汤不换药的问题，从而影响到税收的严肃性和刚性。

　　（三）费改税必须谨慎，必须选择正确处理好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一是费改税从税收中性角度看，有扭曲资源配置的可能性，为了削弱或消除这种可能性，就必须精选税种，使该税种价格弹性小而收入弹性大；二是费改税在过程中面临着严重困难，在我国税种并不覆盖全部税基，在此基础上的费改税有可能导致不公平性的加剧；三是费改税的机会成本无法作出定量分析，在成本和收益上只能根据经验来推断，税收成本的增加无法正确计算，征收成本的增加是必然的，纳税成本的衡量无法明确。作为纳税成本其来源也是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其耗费的大小也会影响到财政收入，税收效益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如把社会保险费，改为工薪税，看来是可行的，但工薪收入往往并不代表纳税人的全部收入，因此，工薪税根本上不能起到保障作用，此外，在实际操作中，确定贫困的成本就会非常昂贵。

　　从目前来看，费改税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但在改革过程中，应注意费的特性及存在的必要性，并非一定要去掉费而全部改税，作为收入的来源，二者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