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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然事件以来,2002年似乎成了美国丑闻年,我们的媒体对发生在这个国家的那一系列的让人目不暇接的惊心动魄的事件不惜笔墨,让安然、环球电讯、安达信、世界通讯、施乐等以前我们只可远观瞻仰而不敢亵玩的高山便成了我们茶余饭后或者一些研讨会的盘中餐,随意拿着刀子叉子筷子切来切去挑来挑去翻来翻去。更有甚者,依旧拿出那些让我们已经厌倦了N次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比,高呼“美国完了”、“资本主义完了”。
诚然,这个叫“美国”的国家一直在跟我们过不去,一直对我们指手画脚,对我们进行肆意侮蔑和无情攻击;可是想一想,我们之间的互相指责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之间的磕磕碰碰这几年更是有增无减。现在,美国企业出事了,我们有热闹瞧了,有话说了。可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看热闹的心安定下来,仔细看看这些真正的“西洋景”背后的东西,看看我们自己呢?
这个话题太大了,如果让我们写,我们可以写成一本百科全书那么厚的东西,不是几千字上万字就可以说得清楚的。我知道自己的浅薄,不敢把摊子铺那么大,所以今天我只想论述一下我们的企业治理模式问题,我也不敢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而是探讨一下我们自己的问题,至于解决之道,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就更加不敢说什么了。
放眼当今世界,大家在企业治理和政府监督方面不外乎两种大模式:日韩模式(或曰东亚模式)和美欧模式。
日韩模式:
日本韩国是中国的近邻,这两个国家应该说并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立的发展历史,当然也就形不成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基本是中华文化圈的外围,受的是中华文化影响,承受的是中华文化尤其是汉唐文化,而管理是基于文化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因为是岛国,这些国家又有很强的吸收力,尤其是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吸收。这样,在这些国家就形成了儒家文化为底蕴、西方管理模式(对不起,我认为这些国家只是接收了西方管理模式而非管理思想)为表现的企业治理结构。
尤其是自二战后日本经济起飞,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以及后来东盟的兴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半期在世界上形成了令人惊叹的东亚南亚经济奇迹,尤其是亚洲环太平洋一带的经济奇迹,日韩模式(东亚模式)在西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总结的:新加坡经济的成功说白了就是儒家文化,在随后的日子里真正开始被人们鼓吹开来。于是上个世纪甚至有人说亚太世纪要来临了,我们也跟着兴高采烈弹冠相庆。
美欧模式:
欧洲是世界资本主义发迹的地方,也是今日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在欧洲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古希腊古罗马两个真正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帝国,至于突厥的入侵欧洲,大不了残留了今天的土耳其这么个说强不强说弱不弱的位于欧洲边缘的中等国家;而成吉思汗的远征,那只是来了又走了,除了给欧洲留下恐怖的记忆外,蒙古人实在不懂什么经营管理,并没有给欧洲的思想库留下什么东西。
于是那个善于思考的文化(古希腊文化)和那个善于管理的文化(古罗马文化)一并在欧洲得到了传承,形成了欧洲的中心文化。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在北美的完善以至于最后形成美国这个世界最大最强的国家,使美欧模式达到了它自以为是的完美的颠峰。而且,美欧模式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相对于日本经济的不景气之后,美国在九十年代尤其克林顿政府时期一直到布什政府前期美国经济保持了连续一百多个月的高速、高质量的增长,让美国模式(其实还是美欧模式的一种)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焕发出生机。
中国在两种模式之间的摆动。
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已经有五十三年的历史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在1949年至1952年,我们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且开始了我们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建国之初,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再加上我们的历史条件所险,我们成了前苏联模式的最大克隆者,在我们迅速建立起国民工农业体系后,我们却经历了急功近利的“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我不愿说三年自然灾害,因为我在人民大学的时候,专门看过某老师找出来的那三年的气象资料,其实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后来听老人讲,才知道当时是庄稼烂在地里的:因为各级领导不让收,而是要让上级看看我们的粮食是如何多得吃不完)以及随后那个让好多人响起来就感到胆战心惊的十年浩劫。
这些历史,我不说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些是过去,我必须说,因为我们这二十多年的国民经济发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的。其实,前苏联的经济发展也可以算是一种经济模式,并且是一种更广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企业管理模式,跟日韩模式和美欧模式相比,完全可以把日韩模式和美欧模式归为一个更大的类。但是,我们今天要论述的是今日中国的发展,不是以前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日韩模式和美欧模式分开的,其实现在世界上也就这两种最成熟最广泛的管理模式了。
除了必要的说明,我们没必要翻老黄历了。我们就说我们这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在日韩模式和美欧模式之间摆动的成败得失。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是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借鉴。开始,我们有个说法叫摸着石头过河,后来这个说法不见了,我们的各种媒体开始关注日韩、关注欧美关注中国以外的整个世界。中国历史上古往今来真正是为了学习的目的出去的领导人,邓公小平无疑是第一人。
我现在只有二十多岁,好过以前的东西我没有经历过。还记得去年在北京的时候,跟一个日本人聊天,那个小日本的汉语很好,对中国研究的很透,他给我讲述了一件事情:邓公小平在日本访问的时候,看到当时日本先进的工业设备,尤其是日本的高速列车,很是羡慕。当时我想,我们对日本的学习是不是从此就开始了呢?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我们的那一系列的举措:建立股市、搞股份制、搞破产制等等等等,我发现我们不止在向日本学习,还在向欧美学习。而我们的企业治理方面,就更让人目不暇接了。最明显的就是那个企业集团的建立,是我们学习日韩模式最明显的痕迹。最有趣的是我们的拼凑功夫:一夜之间,我们国内冒出了那么多叫做“集团公司”的东西,以至于集团泛滥,当时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于是“集团”满天飞,更有甚者故意把自己的企业分拆,组成几个单独的小公司,然后再拼凑到一起就是为了叫做“集团”。
我在东营帮一个朋友打理他那个只有几千万营业额为几个厂家做代理的小公司时,他手下要作车体广告,是为了宣传广州的一个啤酒品牌,本来车体打印的是“XX啤酒”,可是那个小学三年级水平的人竟然也喜欢“集团”两个字,把“XX啤酒”换成了“XX集团”,可笑之余让人搞不清他是干什么的:虽然那家啤酒企业在国内也是前几名,可在北方并不被人所知,谁知道那个“XX集团”是什么东西。
上面是我们学习日韩的简单描述,接下来是我们看看我们学习美欧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
日本的经济进入九十年代后,日本经济开始了一个严格意义上并不是衰退而是全盘大调整的时代,这个时代现在看来用了十多年。记得上个世纪初期,因为美国经济的长期疲软和日本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最关键的是当时日元的升值,日本的GDP依照当时汇率计算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超过了五万亿美元,而当时日本的人口不到美国的一半,日本的神话达到了巅峰。
而且,日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五年国际竞争力一直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这个成绩一直保留到了1992年,然而就在1993年日本人从颠峰开始下滑(注:瑞士洛桑管理开发学院(IMD):1993年日本在国际竞争力排行由上一年的第1位第2位,1994年降至第3位,1995、1996年降至第4位,1997年降至第17位,1998年降至第20位,1999、2000年下降到第24位,2001年第26位,2002年第30位),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因为信息产业的带动而出现了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开始了长达一百多个月的经济高速成长期,好多人认为克林顿这个风流小生搞经济可真有一套,其实君不见这是美国经济的厚积薄发,经过前一段时间的不景气后找到了正确发展道路的正常发展,而克林顿这个风流小生不过是赶上了好时候。
我们的眼睛虽然看不清好多东西,但是我们却能看到好多东西。当美国国内的信息技术繁荣起来后,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尤其是这个行业对财富的聚集效应,让我们眼馋心跳。于是,在我们国内企业治理向日本学习了十几年后,我们又摇摆到了美国这边,最明显的是上个世纪末期那几年的互联网或曰。COM风潮,一夜之间,国内到处是。COM公司,大家都有了譬如CEO、CFO、CTO、COO、CIO等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的头衔,我们的企业COPY了一大堆美国的称呼。接着我们的家电类企业也不甘示弱,先是几个有影响的人物把CXO用到了自己身上,好像一用CXO自己就身价百倍,自己的企业就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再加上那些从美国回来的“海龟”们推波助澜,着实让我们热闹了一把,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好多企业的作秀:大批雇佣从美国回来的“海龟”,招募从美国来的“空降兵”结果搞得自己的企业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成了不伦不类的四不象。
与此同时,我们的学术界泛起了大合唱,有其实在我们经历前年和去年证券市场的“黑幕”曝光的时候,我们呼唤诚信呼唤监管,那时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采取美国那一套,因为在前年和去年早些时候看来,美国模式的透明度是很高的,欺诈是可以在很大成都上减少甚至避免的。有一个很有明的法律专家去年冬天(也记不清是不是今年的一月份)在人大开研讨会的时候说过一段我当时就反感的话:中国老是从美国模式摘取一鳞半爪然后能达到国内,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美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整个体系才是可以运用的,中国要么不学,要么就都拿过来。
此人博得在场好多掌声,我却感到心里发凉。在场的都是北京几所高校的硕士以上的人物,我怀疑这些人对中美两国基本国情的了解多少。就在那场研讨会没几天,安然的事情被捅出来了,还是那个人,还是同一个地点,又是一场研讨会,大家开始对美国模式提出的种种疑问;还是那些人,我感到很是悲哀。
其实我们从日韩模式开始向美欧模式摆动,应该是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确切说从93年的国际竞争力开始下降开始,到东南亚经济危机前,我们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日本,当时我们没有想到日本会有那么长地经济衰退期(我一直不认为日本经济衰退,衰退或者停顿一次是我们主流媒体地说法,我暂时引用一下),尤其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后,西方媒体开始对日本进行不惜笔墨地报道,西方人开始说日本正在衰退,那日本国内GDP连续多年龄增长或者负增长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国内那些学术二道贩子也就不动脑筋,从西方媒体或者学术界批来这个称谓,然后转手倒卖给国人。于是我们一天比一天坚信日本经济不行了,正在衰退;日本模式完蛋了,正在死亡,我们一切该以美国马首是瞻。于是乎,学习美国的风潮就开始了。可是,我们的企业家们,他们知道日韩模式和美欧模式的区别在那里吗?学术界嚷嚷也就算了,可我们的企业家也跟着瞎起哄,学了这个学那个,那就悲哀了。
其实,日韩模式和美欧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的区别除了文化底蕴外,其不同表现之初就在于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是日韩企业大都大而全小而全,全面开花,产品线很广,比如韩国的大宇,大家都记得它以前的广告词:从芯片到巨轮,看看我们还能为你做什么?美国(或美欧)的企业大都大而专,产品线很深在某一领域做得很精很深。这是我们以前看起来日韩同美欧企业一个显著不同。
第二,日韩经理人在企业的地位明显高于美欧经理人尤其是美国经理人。美国企业的企业管理层一般不是企业财产的真正所有者。这些企业的董事长和CEO几乎都是聘请来的专业管理专家。尽管他们可能拥有公司的部分股票或股票期权,但他们所持股份在整个公司里所占的比例也极为微小。对于这些高层管理员而言,企业的利益与自身的利益没有根本上的联系很微小,公众财产的比例远高于个人所拥有的财产,他们是职业经理人,而不是财产所有人。
日韩虽然跟上面所述有相同之处,但是日韩企业却明显缺少对经理人的约束,股东往往把经理人捧得很高,经理人往往对企业得发展、决策拥有相当大得话语权。这是日韩企业经营管理模式跟美欧企业相比又一个较为显著的不同。就是这点上,美国企业出问题了,因为,美欧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这种情况下,对管理人员采取制度上的约束的要求就尤为迫切。美国企业往往使用企业股票期权和高薪的方式来制约高级管理人员的贪婪,一定程度上防止职务犯罪,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很有效果的,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也存在着诸多漏洞。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可能会在面临个人利益时将公众利益抛在一边(其实这种情况在日韩也同样存在,但是不如美国明显)。我们看看这些人作弊的动机,其实很明显:经济利益。
无论是有欺诈行为的企业还是给这些企业负责审计业务的审计机构(主要是安达信),他们进行的欺诈行为,表现为虚抬营业收入、虚报利润以达到抬高公司股价的目的,而公司股价升高对他们的好处就是可以出手自己手中的股票,把实实在在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里;对于安达信来说,它作为这些企业当中好几家企业的审计企业,同样也可以从中捞取好处,否则安达信就是傻瓜了。
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我们从日韩模式摇摆到了美欧模式,可是我们的屁股还没有坐热,美国就出问题了,在学术界和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我们开始对美国模式提出质疑,甚至如前文说的那些诸如:“美国完蛋了”、“资本主义完蛋了”之类的话,其实有一个更有趣的东西:在向来以创造力著称的网上,大家叫美国为“霉国”,很形象,美国的确很倒霉,在对别人指手画脚的时候,自己后院起火,丑闻一个接一个的出。
可是,我们自己呢?美国人有自己的经营模式,而我们却是人家的学习者,人家是我们的学习对象,我们先是跟日本学、后来跟美国学,在我们刚刚经历了2001年那个呼唤“诚信”的年头之后,2002成了美国呼唤“诚信”的年头,我们是五十步笑百步,乌鸦落在猪身上。我们往往说美国没有擦干净自己就笑别人,我们不一样吗?
当务之急,是我们赶紧找到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模式,找出自己的经营知道,别老跟在人家后头东施效颦,一旦人家出了事,我们又对人家指手画脚。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国家管理史的民族,我们把我们的哲学用在治理国家上的时候,日本和美国还不存在,我们创造了强汉盛唐的政治经济奇迹,人类封建社会经济创造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人的创造历史。还记得欧洲人马可波罗在元朝的时候来到大都,他看到的是自己不敢想象的繁华。
然而,五千年的繁荣史,却被西方的炮舰打破了,我们经历了百年的耻辱史。然后,在我们建国后,显示学习那个早已成为历史的前苏联,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学习日韩模式、美欧模式,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东西,尤其是经营管理之道出来。当着两种模式红火的时候,我们学习它们,可是当这两种模式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开始攻击它们,可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管理模式么?
日本在而战后贪婪地学习西方,并且结合自己的文化特点形成了自己的模式;美国却是上本世纪初当它的经济规模成为世界老大的时候,充分吸收欧洲资本主义的精髓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我们呢,我们除了学习就是骂街,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管理模式。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有着一直以来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民族的十三亿人口,现在,我们的经济规模即使按照现行这个充满不合理的汇率体系计算我们也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规模了。文化底蕴+庞大人口+经济规模,我们是不是到了该产生核聚变的时候?我认为是。
前几天读到朱云川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话很让我震撼,他说:
“近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洋人对中国文化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某些中国人将自己祖宗的文化财富拱手出让,以换取一些洋人们的残羹冷饭。殊不知,这最新取得的科学与经济成功,多半是肇始中国先秦文化思想的哺育。当今中国,如果仍然认识不到西方文化专制下的民族危机,不出五十年,当西方人将中国文化精华完全吸收,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中国人就再也没有民族自立的优势了。那时的中国人,将彻底沦为二等民族之列。 ”
在我看来,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应该考虑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自己却不知道运用,知道人家拿去研究了,发名个什么东西出来,然后转手卖给我们,我们才开始眼红,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之精粹的国宝中药,现在日本对“汉方”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二百多个“汉方”的透彻资料,我们却没有相应投入,你可知道,你吃的药是中国人的配方却反过来让别人赚钱。
我们有十三亿人口,我们这个民族,是极具创造力的民族,古代我们有四大发明,让去世界的文明提前了不知道多少年。现在呢,我们的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了吗?我们看看我们做出了什么能跟四大发明相媲美的东西?我们每年都培养那么多大学生,我们大专文化以上人口的数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可是那些人干什么去了?作出了什么,还有我们每年投入到那几所高校的动不动几个十几个亿的经费,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资源我们充分利用了吗然而我恩的企业却在热衷于作秀,前几天炒得沸沸扬扬得哈佛博士,结局如何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不能脚踏实地地利用自己的力量吗?怎么就是为了短期的轰动效应去作秀,哗众取宠最后鸡飞蛋打。
我们有即使依照现在这个存在于世界上极端不合理的汇率机制也是一个上万亿规模的庞大国名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硬件条件。然而我们却不知道珍惜,不知道利用,这难道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创新的实验场吗?我们搞特区是一个试验,同样探索全新的管理模式也是试验。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经济规模其实跟美国相当,我说的是硬设施的规模,我们欠缺的是发展水平,也就是经济质量,还有就是我们没有美国那么庞大的第三产业。但是我们毕竟有了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基础,尤其是物质方面的,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基于我们中华文化属于我们十三亿人的管理模式,不用跟着人家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然后让人家从我们这里拿走我们的血汗,反过来我们可以对跟我们文化相近的周边国家输出我们的管理模式,形成我们的卫星文化圈,让我们的国际地位上升一个档次,不用老是为人家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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