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如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从这一意义上讲，企业可看作是一种治理和管理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其理所当然地要为利益相关者服务，而股东只是其中之一。企业决不是只为股东而生存的，诸多相关者受企业决策的影响，也会影响企业的决策。然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最大问题是其界定。关于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类型的相关利益者对于企业决策的影响以及被企业影响程度的不同，从多个角度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划分，认识较一致的分类有：股东、债权人、管理当局、企业职工、政府、社会公众、其他等。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立场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会计政策选择

　　首先，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存在代理问题(特别是我国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中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代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会尽可能选择有利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会计政策，因此，管理者既不是站在所有者立场、也非国家立场或复合立场，作为拥有这一神圣选择权的管理当局只能选择管理者立场。只是在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在实现其自身利益的同时无形中也增加了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在对管理者实行红利计划时，管理者有效率的工作在增加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可实现企业利益相关者福利的增加。只有在管理者做出机会主义的选择时才会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且这一损害行为不一定表现得非常明显。其次，只有在代理问题得到较好解决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当局才有可能选择复合立场，尽可能照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后，在实现管理者和所有者立场基本一致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在选择会计政策时采取所有者立场。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下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立场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会计政策选择主体及利益相关者在法定规范范围内选择会计政策的行为，其本质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实现自己利益目标的手段。会计政策选择是各利益相关者博弈的一种手段，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会计政策选择过程都是一个社会博弈的过程，博弈的结果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签订契约，以限定企业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实经济环境下，我国企业管理当局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的真正拥有者，内部人控制现象是研究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管理者立场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现实立场，而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下，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应为利益相关者立场。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会计政策选择对策

　　(一)协调相关利益者的利益

　　会计政策的供给过程，是各利益相关者实现效用目标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协调和利益分配的过程，各种利益关系的相互作用，制约着会计政策的选择与变迁。可见，相关利益者的效用目标对于会计政策的供给和需求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提高会计政策供给和需求的有效性，降低由此带来的交易成本，需要从会计政策制定和选择两个方面来协调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在我国，由于会计政策的供给是政府主导型的，相关利益者影响和制约的能力和空间有限，因此，从会计政策需求或者消费的角度来协调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是关键所在。

　　一是会计政策选择目标应考虑为满足众多利益相关方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效用。随着企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公司已非简单的实物资产的集合，而是一种多元的契约合作架构，关键在于协调所有在企业财富创造活动中作出特定投资的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雇员等。所有在企业从事业务活动中作出投资的相关利益者，为了尽可能维护其自身的利益目标，都需要了解各项会计政策对其利益的影响程度。企业管理当局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不得不综合权衡各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并从中获敢自己的那部分利益。因此，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基于这些考虑，会计主体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有必要满足所有相关利益者的效用。

　　二是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用要注重整体达到帕累托最优。会计政策是一个系统框架，各项看似独立的会计政策却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实现会计活动中相关利益各方的效用均衡，共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在实践活动中，各项会计政策发挥的各自效用却未必一致，由于企业在会计政策选择时所处环境不同，从单一动机出发进行的政策选择所产生的效用往往十分有限，甚至适得其反。因此，企业管理当局必须全面分析自身所处环境、发展阶段、本行业发展前景与在同业竞争中的地位以及所拥有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明确本企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并在这一目标指引下，综合协调众多相关利益者的效用目标，根据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务的基本原理，寻找或创立合理的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并对可供选择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形成最优化会计政策组合。

　　三是立足于相关利益者的立场指导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股东、管理当局、债权人、国家及公众利益，在权衡诸多相关利益者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会计政策选择。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参与主体，不是孤立地进行或者实施经济活动，而是同外部各方之间存在诸多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契约。在开展经济活动、对外部各方提出利益要求的同时，也受到外部相关利益者利益需求的制约。如果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企业只注重自身的效用、股东的效用或者国家的效用，往往会损害其他各方的既定利益，这也必将对企业的经济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企业同外部各方开展正常有效的经济交往。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只有兼顾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充分考虑到外部各方的效用，所作出的选择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会计目标，达到促进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目的。

　　四是建立与相关利益者合理有效的沟通机制和沟通渠道。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要考虑相关利益者的立场和利益目标，但如何考虑、如何实现，是会计政策选择主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解决沟通机制和沟通渠道的建立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我国，相关企业已经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工会等代表各方面利益的机构，在某些特定的企业中，还存在债权人代表大会等。应该讲，沟通渠道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企业已经规定了各种议事规则和制度，对于上述代表机构发挥既定的作用提供了基础。但在实践过程中，上述的沟通机制和沟通渠道往往受制于“内部人”，不能真正实现所代表的相关利益者的利益目标。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监管部门能够重视这一现象，并通过外在的监管和约束，充分发挥各代表机构的职能和作用，使得与相关利益者沟通的渠道和机制能够真正反映和实现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促使企业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基础上，做出有利于协调和平衡众多相关利益者利益的会计政策选择。

　　（二）改善监管部门的监管，规范股票市场的融资行为

　　无论是股票上市、配股制度，还是退市制度，不应以单一的财务指标为控制参数，而是建立由若干个指标或若干指标的加权平均数、同时体现现金流量要求的指标体系，作为相关制度的指标参数，这样才能合理地反映出盈利质量的高低。因此，笔者建议调整控制参数的设计，加强可操作性，即改变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筹资时以净资产收益率为唯一核心控制参数的设计，辅助其他财务指标，如负债比例、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占当年利润的比例应在全部上市公司的均值之上。制定单年亏损额和累积亏损额监管指标，如某一年度亏损额达注册资本（资产总额或其他指标）一定比例时或连续三年的累计亏损达注册资本（资产总额或其他指标）一定比例时，就予以实行特别处理：达到某一更大比例就予以停牌整顿。当然，这些具体比例的确定还要经过进一步科学的研究与检验。同时退市标准还应增加非会计参数，应从侧重于公司盈利能力转为更加注重公司质量及市场价值的评价。

　　（三）加强会计信息披露，增加会计政策选择的透明度

　　会计政策选择动机偏离轨道的程度，通常取决于公司信息披露管制的效率。因而要减少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选择行为，就必须要求企业遵循公开原则，加强会计信息披露，增加会计政策选择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当局的信息优势。建议建立对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估制度，以便有针对性的制定披露制度。我国相继颁布了有关规定，以规范企业财务报告的披露，如我国已经对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债务重组等非经常项目交易规定其披露的交易的内容、涉及金额、对当年业绩的影响等，但是对于公司执行这些规定的情况，并没有专门的跟踪和评估。很多公司并未严格执行有关规定，或者披露含混不清，或者不披露或避重就轻而误导投资者。针对这些情况，证券监管机构应建立对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估制度，研究是由于信息披露的制度缺陷还是公司有意违反规定导致信息披露质量不高，然后有针对性地改进披露制度，对有意不遵守信息披露规定的上市公司，应加大处罚力度，使其不会轻易通过违反信息披露制度来获取非法利益。

　　（四）强化注册会计师的外部约束，发挥“经济警察”的作用

　　考虑到我国要解决公司治理中一股独大问题尚需时日，为了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社会审计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作用，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实行上市公司审计轮换制，每隔三年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以免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过于亲密而丧失独立性。二是推行合伙制或有限合伙制，加大注册会计师的过失成本。三是强化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监管。政府有关部门应重视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监管，制定监管规则以及有关的惩戒办法，建立对监管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审计质量。四是加强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法制建设，要求注册会计师对企业选择和变更会计政策予以关注，并发表审计意见。如完善《注册会计师法》，制定《注册会计师法实施条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