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转型与新兴市场的宏观背景决定了我国审计市场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迅速的制度变更，该特征是理解与此相关所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我国区别于成熟审计市场的另一显著特征在于高度竞争的市场结构，该结构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其变化趋势则与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市场发展相联系。从理论角度看，高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并不必然会对审计质量供给产生影响。

　　【关键词】证券审计市场；制度变迁；竞争性市场结构；审计质量

　　要把握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基本特征，就必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制度背景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任何抛开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及其现状而对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特征的认识都只具有阶段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发展必将丧失其适用性和原有意义。由于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植根于我国经济转型和新兴市场的总体背景之下，因此，理解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基本特征必须由此入手。将经济转型理解为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新兴市场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制度的匮乏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我国证券审计市场最为显著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发展必然伴随着更为迅速的制度变更，这也是理解我国证券审计市场需求和供给等相关问题的出发点。

　　一、政府主导的改革路径与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市场发展

　　尽管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是早期注册会计师的业务主要以三资企业为主，业务范围涉及验资、查账、所得税申报以及外汇收支报告等(杨时展，1995)。直到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在创造了公众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需求的同时，我国证券审计市场才开始形成。显然，这与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审计市场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无法相提并论。与我国大多数行业的市场化发展轨迹类似，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改革过程决定了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在发展初期其主导力量也必然来自于政府的行政力量(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易琮，2002；韩洪灵，2006)。

　　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较早对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状况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我国审计市场发展早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审计市场的非市场自然细分(行政细分)所导致的无序化问题。这种无序化的行政细分则是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惯性使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注册会计师服务市场的行政细分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由于职业服务需求本身就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因而政府也就是最重要的需求者。尽管他们观察到市场的自然细分一定程度上在当时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是存在的，一些具有较好的自我约束机制的会计师事务所建立起了自己的职业声誉并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是无疑市场的行政细分抑制了竞争并造成了审计市场的无序化发展。在该研究的基础上，陈武朝和郑军(2001)指出在我国审计市场中，政府部门是审计市场的最大需求者，但这种非市场化的需求和行政细分的结果决定了其不存在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而多数会计报表使用者尚未真正关心审计质量，因而亦不存在高质量审计需求。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会计师事务所较少或基本不靠质量而是靠其他手段去争取客户，同时亦助长了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以上研究结论对我国审计市场问题的后续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尽管路径依赖决定了上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会继续存在，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研究结论显然不能应用于当前与审计市场有关问题的分析。考虑我国转型经济的基本特征，无疑我国审计市场的行政性细分是市场化发展初期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结果，而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是缺乏效率的。1995年6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实现联合。1997年8月全行业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到1999年底，共依法撤销事务所638家，撤销滥设的分支机构1474家。1998年启动的脱钩改制工作则使会计师事务所成为真正独立的公司法人，从体制上保证了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独立性，1998年年底首批具有证券执业资格的103家会计师事务所完成了脱钩工作。2000年，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税务代理管理中心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合并，最终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统一管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以上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过程可以理解为市场化发展初期制度的匮乏以及过渡性制度安排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向规范的制度安排迅速演进的过程，也正是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研究中所谓的“基础设施”从缺乏或者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我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政力量主导应当指的是政府是规则或者制度的制定者，他既非“运动员”亦非“裁判员”，而是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证券审计市场发展的初期，行政力量主导并没有问题。据此，笔者并不认同如果存在大量、有效的市场需求，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发展将会自动选择独立化、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并将事务所脱钩改制理解为政府无奈选择结果的观点(如刘峰和林斌，2000)。因为本质上讲独立审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Watts & Zimmerman，1986)，而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事实就已经决定了，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初期，在相关市场还没有形成或者有效运转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大量、有效的对独立审计的市场需求。因此脱钩改制不是政府的无奈选择，而是其培育市场微观主体，创造公平市场环境的必然之举。

　　二、制度变迁与竞争性市场结构：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变

　　与发达成熟证券审计市场所普遍具有的寡占特征不同，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具有较高程度的竞争性，这可以视作我国区别于发达证券审计市场的又一基本特征。李树华(2000)最早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集中度与国际趋势存在着巨大反差，1993年至1996年按客户家数计算“十大”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1%、48%、44%和35%，市场集中度较低并呈现出显著的逐年下降趋势，此外我国“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各年间的排名很不稳定，研究结论认为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仍然是一个过度竞争和不稳定的市场。此后的研究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后期我国审计市场的结构变化进行了考察。

　　吴溪(2001)对我国1997年至1999年的证券审计市场进行了考察，三年间按照股本总额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分别为44.41%、38.75%和34.93%，仍然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不过对于审计意见的考察结果研究表明，在这三年间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在总体上是逐年提高的，并且规模越大的事务所独立性越强。研究结论指出2000年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发生的政府诱致性合并重组有利于我国审计市场的良性发展。易琮(2002)直接使用业务收入数据对1998年至2000年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事务所的市场集中度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全行业前“八大”事务所的各年市场份额分别为42.35%、48.07%和53.47%，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她认为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正说明行业制度变迁(脱钩改制和全行业规模化)对市场结构的变化发挥了作用。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则同时对我国证券审计市场2000年的市场集中情况进行了考察，前者按照客户家数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为31%，后者按照事务所业务收入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则达到了49.46%，差异来自于比较基准的不同。

　　笔者对股权分置改革前我国证券审计市场2002年至2004年的市场集中情况进行了统计，如表1 Panel A所示，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证券审计市场几乎全部为“八大(或五大、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英国的审计市场集中度最高，达到了100%，日本为最低也达到了80%以上。与此相反，如Panel B所示，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我国审计市场中前“十大”(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集中度，按客户家数计算仅为25%(11%)，按照客户资产总额计算则为48%(33%)，按照客户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则为53%(39%)。Herfindahl指数也显示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具有较高的竞争性程度，根据客户家数计算，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约有50家同等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而按照客户资产总额、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则分别为22家和15家。Panel C反映了国际“四大”中国所的市场份额情况。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国际“四大”所审计的A股上市公司仍不足10%并有下降的趋势。不过按照客户资产总额、客户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国际在“四大”的市场份额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分别达到34%和38%，表明国际“四大”在大客户市场具有竞争优势。

　　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与发达国家(或地区)成熟审计市场相比，在2002年至2004年，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仍然表现出较强的竞争性。不过，与上文所提到的相关研究结果比较，这三年间的市场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并且时间序列上相对平稳并未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尽管竞争程度仍然较高，但是以上结果可以说明，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发展开始步入相对稳定阶段，市场竞争开始向着较为有序的方向发展。

　　三、竞争性市场结构与审计质量供给：一个争论

　　鉴于发达证券审计市场寡占型的市场结构，国内部分研究者将市场集中度的高低与审计质量供给联系起来(如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刘明辉等，2003)，认为我国审计质量不高的原因在于市场较高的竞争程度。但是，笔者认为该观点首先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是发达市场国家如美国，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总的来说是市场竞争和选择的结果。而我国目前的审计市场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从1997年深圳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试点算起，到1999年底全行业完成改制，审计市场才真正走出了行政垄断，开始逐步转向市场化的自由竞争阶段，市场集中度不高是历史造成的现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易琮，2002)，并非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

　　从理论上来讲，国外研究者对于市场集中现象给出了三种解释。其一，Dopuch & Simunic(1980)和DeAngelo(1981)认为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差异化以及产品高质量的声誉能够解释普遍存在的市场集中现象，我国部分研究者的观点正是基于此。其二，Dopuch & Simunic(1980)以及Danos & Eichenseher(1986)认为是由于审计服务生产的规模经济使得大型会计公司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地位，从而导致了市场集中现象。其三，Doogar & Easley(1998)通过构建了一个无差异化、纯价格竞争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市场集中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既不是审计质量差异化也不是规模经济，而是订约活动(Contracting practices) 、客户规模分布(client size distributions)以及事务所生产效率的差异(differences in auditor productivity)联合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结合上述解释，笔者认为，若将审计质量高低与当前的竞争性市场结构相联系恐难有说服力，同样，若将审计质量差异化与此相联系一样难以得出正确结论。

　　那么竞争性的审计市场结构对审计质量研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西方研究者看来(如Krishnan & Schauer，2000；Niemi，2004)，由于绝大多数关于审计质量的研究均聚焦于寡占型审计市场，在竞争性市场中是否存在审计质量差异化、审计质量差异化沿着何种维度分割、事务所规模是否如寡占型市场一样与审计质量保持正相关的关系，这些都是未有定论的研究课题。此外，Simunic(1980)以及Gist & Michaels(1995)均认为在寡占型市场中，大型事务所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可能并不必然与提供了更高的审计质量相联系，原因在于费用溢价亦可能代表了大型事务所依靠市场势力所获取的经济租。这使得从供给方考察审计质量陷入尴尬境地，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应能够较好地避免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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