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立以高技术为先导的高端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保证。只有在高效安全的经济运行基础上才能相应建立起各种层次人才协调有序的、大容量且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国民就业体系。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应引导建立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呈由高端带动中低端，配套运行的组合模式，相应建立稳定的社会分层型的就业体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改进外贸出口是扩大就业的有效途径；合理的投资、消费比例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就业机会；投资拉动就业的思路不能改变；政府应致力于学校教育与市场经济衔接的工作。

　　关键词：就业；高端化产业；互补型结构；外贸；投资

　　长期以来，国内经济界习惯于对经济领域中“物”（货币及融资系统、物流等）的因素投入主要精力研究，而对经济领域中“人”的因素——就业问题则停留在“饭碗问题”的粗放思考阶段。随着经济社会领域研究的日益深化，结合人力资源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就业问题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正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一、建立以高技术为先导的高端化产业结构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保证

　　我国就业问题尽管错综复杂，但其核心是劳动力供需关系。在劳动力总量大于需求的前提下，大幅度拓展就业空间是必然的主要选择。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起高质量、有竞争力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居于相对上游的高端产业体系，并以此辐射相关中下游企业，形成合理的多层次协调的就业结构，就无法建立稳定的国民就业体系，确立科技优先的战略是建设高质量产业结构的首要条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保障只能转化到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上来。世界从产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科技创新能力在经济经构调整的动态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研发投入在2006年达1360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研发投资第二大国。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发展正沿着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建构研发新格局的方向前进。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进一步体现，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渐趋优化，国家在相关方面的投资明显加大；对公司企业而言，在政府引导下，中国企业逐步成为技术投入与开发的主体，企业的研发经费已超过总投入的60％，企业的研发人员已经占全国总量的60％左右，并且还在完善加强自身的科研队伍，许多高科技企业就是因为有人才、有市场。在短时期内迅速成为上市公司，一些国内科技企业已具备进军国际市场的实力。加入WTO后，跨国公司也加大了对中国的研发投资。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R&D与GDP比值要达到2％。这一比值是反映科学技术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质量和发展模式的健康程度。目前中国这一比值已超过印度和巴西，在发展中国家居领先地位。但相对于庞大的经济基数，实现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对科技优先发展模式的投入引导。如据欧洲媒体报道，中国今后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民用客机生产，其核心技术的研发投资为200亿欧元，这么巨大的投资不是单个大型企业所能负担的，政府的扶持是中国高技术企业成长为“国际巨人”的必要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还应大力扶持发展高技术投资公司。高技术投资公司可以利用多方面的资金、人才、信息和技术、管理、优惠政策等的资源优势，有效促进高技术成果尽快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加快高技术产品产业化和国际化。政府还应积极引导建立适合市场经济条件的分配制度，对各方拨出的科研经费的使用和奖励应遵循市场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进行。此外，政府还应尽力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进口，敦促欧美等放宽贸易管制，加强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谈判交涉，敦促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不合理限制，积极推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加强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引进、消化，研究制定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我国国情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财税金融政策（王受文，2008）。当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为敦促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提供了契机，我国政府正不失时地进行着这方面的谈判。政府还应关注国际产业转移新动向，积极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承接国际高端制造业转移。目前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呈现出高端化趋势，以冶金、化工和机电等重化工业为主。我们应继续抓住机遇，迅速提升国内产业结构，规范外资管理，引导外资流向，发挥其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杨益，2008）。最后，政府也可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优势，直接参与技术研发，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力量建立一批国家级大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着力突破发达国家限制对我国出口，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总之，只有在高效安全的经济运行基础上才能相应建立起各种层次人才协调有序的、大容量且有自我调节能力的、能经受各种危机考验的国民就业体系。当前，中国正在向中等发达社会过渡，尤其要积极开发各类新兴产业，如发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区服务业和文化产业、旅游业、咨询服务业、互联网产业和新能源等产业，以有效拓宽就业领域（2002年美国仅版权产业增加值已占到GDP总额的12％，从业人数为1150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8.4％）。因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是决定国家的未来就业状况的主因之一。一切新兴产业领域的开拓无不需要高端人才的支持，国际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激励机制是鼓励人才资源发挥才能取得成就的机制，是人才规划的关键。我国对于人才评价与回报机制研究薄弱，制度建设滞后。加强人才战略的规划无疑是今后社会发展与保障就业的重中之重。此外，就业与失业统计体系的不完善，信息失真与传递不畅通也是影响就业的原因，鼓励建立与完善专业化的就业介绍公司，也是增加就业的途径。

　　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互补型组合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佳模式

　　在中国的企业发展模式上，是强调体制和政策上鼓励企业做大做强，还是选择中小企业为经济发展主干模式？这既是涉及到经济发展重大战略的问题，也是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基本考量之一。综合国内外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中国在企业发展战略上应采取重点扶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并以此为骨干，建立由高往低、配套高效的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立体型模式。在这样合理的企业发展模式基础上，才能相应形成高层次人才和中层人才，以及普通劳动力合理安置，稳定而充分的就业格局。

　　有人认为大型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总数的比例不高，从而否定大企业的主干作用。殊不知成功的经济体，大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都起着支柱作用。一个国家大企业数量的多寡和实力的强弱集中反映了该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发达国家大企业占企业总数比例一般在4％～5％，有一些国家比较高一些，如英国、法国，大约为9％。只有发展起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才能在经济国际化进程中稳居上游地位，从而有效地维护本国经济与就业形势的安全。我国大企业的规模相对于国外知名大企业还较小，真正竞争性的大企业不多。中国发展策略现阶段总体上执行的是大企业优先战略，这是符合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正确抉择。中国政府提出以高端化产业为依托发展大型企业，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随着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产品结构、研发水平和人员构成都得到了进一步调整，市场不断向大企业集中，产品不断向高端化升级。今后，政府应引导鼓励民营企业合并或联合经营，这样既可避免恶性竞争导致的资源浪费，又可收到规模经营的效果。中小企业的根本经济作用，一是为大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也可以成为以大企业为龙头的企业集团的小成员；二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是政府集中精力“抓大”的必要条件。我国现阶段中小企业以其占全部企业48.5％的资产创造69.7％的就业岗位，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就业岗位的成本比大企业低得多。据统计分析，中国大型企业创造一个就业岗位需投资22万元，中型企业则需投资12万元，小型企业则只需投资8万元。这一点参照国际经验也是如此，日本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高达99％，吸纳就业人口占总量比例接近80％；即使以大规模、托拉斯经营方式闻名的美国，其中小企业也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就业机会。因此，积极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国民经济企业规模组合模式上，全社会应引导建立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呈由高端带动中低端，配套运行的组合模式，这最符合经济发展的长期需要，也最有利于建立稳定的社会分层型的就业体系。大企业是综合科技、经济实力的核心力量，但一些局部配件、产品的生产，中小企业具有应变灵活、更具效率的相对优势。大企业研发新型核心技术后，在转化为生产工艺过程中，不少具体环节由中小企业承担更符合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益。这才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理想的组合模式。相应在吸纳就业人口方面，大型企业更多吸收高技术、高级经营与管理方面的优秀人才；中小企业除吸收部分高技术人才外，则大量吸收一般技术人才和普通劳动者。

　　三、通过巩固和改进外贸出口扩大就业

　　在当前国际经济危机影响中国外贸出口之时，有些人过于惊慌地认为，应将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从以外贸出口拉动为主，人为转移到以内需拉动为主。殊不知依据当今国际经济的总体格局，扩大外需是增强经济活力，增加就业机会的有效途径。作为世界加工厂，中国目前外贸出口与就业职位供应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陈德铭2008年4月出席广交会开幕式时，便提出警告：“中国外贸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将影响内地18万至20万人的就业。”据测算，每出口1亿美

　　元商品可创造1.5万个就业岗位。因此，要有效解决就业问题，除了积极扩大内需以增加职位供应外，为中同外贸出口注入新的活力，同样具有迫切性。外贸出口长期以来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从加入WTO至2007年，中国外贸以年均28.5％的速度增长。2007年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为66.8％，外贸出口的大幅放缓，会严重影响就业，也会影响它所连接的基础产业。中国外贸还面临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等压力。为此，中国政府首先要引导企业优化进出口结构，以保持外贸稳定增长。推动贸易本身转型升级才是中国外贸的根本出路。这也是制定相关政策的指南，如通过政策和资金鼓励企业深入高端营销环节，提高经营能力，收购或合作经营品牌，开拓新兴市场等。目前，政府重点鼓励企业“走出去”重组国际资源，这是以中国公司为主导，服务于本国公司战略的一种跨国整合模式，有利于中国公司开拓国际市场，优化出口产业结构，获取国外经济资源，拓宽技术来源渠道，突破贸易壁垒；也有利于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的大型公司。政府要鼓励和支持具有潜在优势企业逐步扩大对外投资，建立海外生产体系、营销网络和拓展融资渠道，促进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跨国经营。要使外贸出口成为我国就业的保证，中国出口企业必须在整体上摆脱跨国公司的控制，开辟自己的销售渠道。这些努力需要巨大投资，政府应予以必要扶持。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利用外交资源开拓国际市场，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国外的自由化贸易程度，扩大与传统贸易伙伴如美日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同时也要利用不少国家为扩大对外经贸实施让税政策的机会，大力拓展原先与我贸易量不大的国家的经贸往来。在出口产品供给方面，政府应支持帮助企业从国外购买先进技术和品牌，这是改善设计、提高商品的品牌知名度的捷径。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利于民生。中国不可能长期维持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出口。伴随着要素成本（国际市场原材料从长期看呈上涨趋势）和生产结构变化，我国出口结构已经获得相当程度优化。2008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3887.8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25.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961.7亿美元，同比增长21.8％。这表明，虽然纺织、钢铁等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出现下降，但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产品出口增长稳定，成为外贸出口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中国企业的适应调节能力最终表现为产业、产品之间资源配置效率和新兴部门内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从长远角度看，中国外贸出口是拉动需求的有效手段，是扩大就业的重要保证。同时，可发展各类对外劳务输出，努力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四、合理的投资、消费比例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就业机会

　　面对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带来的严峻就业形势，有人认为，鼓励消费可以扩大就业。这个观点是十分片面的，发达国家已有前车之鉴。美国、西欧，包括日本的不少发达国家，长期维持了很高的社会消费水平（含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体系支出），结果导致国家负债累累。钮文新《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一文引用美国某基金会总裁大卫·沃克尔的话说：“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的隐形债务统统加在一起，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钮文新，2008）。因此，美国的经济模式是本国、也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陷阱。过量债务，导致偿还困难，到一定阶段会出现“债务危机”或“破产”或汇率急剧下跌。美国在举借外债过程中，目前已遭遇“国家信誉危机”。中国如果片面强调扩大消费内需拉动就业，仿效欠债发 展方式，将会陷入国家破产等一系列社会动荡之中。中国长期推行以投资促增长、以增长促就业的发展主导型经济运行模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200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17万亿元，2009年达到20万亿元左右。据国家发改委测算，4万亿元投资每年能拉动经济增长约1个百分点，相应拉动就业。不少经济专家认为，舍弃政府主导型投资，不利于拉动需求，保障就业，同时积蓄社会经济发展后劲。萧条时期加大国家投入更是必不可少，当然也要尽量吸收民资、港台和外资投入。对于有近十亿劳动人口的中国，保增长才能保企业，保企业就是保就业。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的下降与3个百分点的额外产出增长率相联系，并被许多经验研究所证实在美国曾长期存在，这种关系被称作奥肯定律。在中国，GDP增速与失业率下降的线性关系尽管较美国模糊，但2000年以来，每1％的GDP增长仍可拉动80万-100万人就业。中国GDP额外产出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既能有效扩大内需，直接关系到就业率，又能发展基础建设，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2008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宣布启动4万亿元扩大内需投资计划，仅铁路投资，2009年就能增加600万个就业岗位。2007年中国人均GDP约2500美元，而国民收入的人均数不足人均GDP值的50％，其目的也是为发展积累资金。在投资和消费关系问题上，要有长远眼光，保证有充足的投资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拉动就业。此外，在经济健康运行，有充分偿还能力基础上，可适度发行一定量的国债。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国债投资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至2个百分点，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政府从就业压力角度也必须确定GDP增长底线（如确定2009年为8％）。

　　在中国，大幅度提高消费水平能否有效地扩大内需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凯恩斯主张富人进行奢侈性消费，认为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现在国内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从富到贫各个阶层都大幅度扩大消费是拉动就业的必选办法。但事实上，中国面临的失业与凯恩斯所研究的失业有很大差别。1929——1933年大萧条，美、英、法国也有近千万人失业，其成因正如凯恩斯所认为，这种失业主要是由于需求不足引起的。只要有足够需求，将已有的生产能力充分利用，失业问题就会自动解决。而中同经济从整体上仍未达到相对发达的状态。中国的失业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这种失业人口约在1.5亿人；另一部分才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而这部分人员数量远远不及前者。在当今中国，前者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性问题，后者是经济周期波动中出现的暂时现象。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只能是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经济的质，扩大经济的量，没有简易的捷径可走。

　　五、教育是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先导和基础性保证因素之一

　　在国际经济危机大背景下的中国就业现状，有两个现象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是2008年下半年，不少劳动密集型外贸企业裁减部分普通体力工人，而研发型人才依然受欢迎；二是近几年统计信息显示，京沪渝高职生就业率已开始超过本科生，特别是汽车、电子、计算机、维修和工程等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线技术岗位。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得当与否与规模适度与否，直接关系到劳动者就业质量与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有一些专家尖锐指出，中国目前导致就业供大于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忽视人的发展和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分工的展开，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作基础。中国由于人力资本不足，导致产业升级这一扩大就业空间的宏观手段和产业分工这一拓展就业空间的微观手段均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导致就业需求不足。二十世纪末，知识经济勃然兴起，这是对人力资源理论的最佳证明。知识（实质是不断提高的科研人员的综合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其他生产要素的总和。在知识经济中，决定企业竞争力和利润率的首要因素，不是有形资产的大小，而是其中高新技术的含量，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知识产权的状况。普遍提高国民的人口素质，不仅可以增加新的创造发明，对于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生产技能，也是一个弥补我们正在减少的人口红利的非常好的办法。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技能，其发挥出来的新的人口红利的作用，将会更大，将会是持久的动力和源泉。所以，我们不但要办普通高中、普通大学，还要更好地办职业技校，要提高生产一线工人的操作技能，提高工人技术水平。对那些从农村、从土地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增加技术培训的力度（张松涛，2008）。特别是人力资源理论创立以来，人们已充分认识到现代教育是充分合理高效就业的基础性条件。我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重要基地，技术工人需求量巨大。中国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前景十分广阔。政府的教育部门应努力将前沿技术、技能体现在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具体环节中。

　　为适应现代经济与教育发展特点，教育部门应加大力度，鼓励终身教育，这是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现代科技发展十分迅猛，知识总量的倍增周期已从过去的10年缩短到3—5年。由于高技术及其产业的突破与加速发展，使一部分传统产业不断消失，一些新兴产业相继产生，伴随着这一生产变革的相关职业也在不断变动中。据统计，美国员工一生变动职业或工作12次，欧盟8次，发展中国家3m4次。经济生活的转型催生了教育观念的转变，即教育过程的终身性、教育对象的全民性、教育制度的开放性和教育空间的社会性（尤其在网络时代）。各级政府应大力支持建立“开放大学”（OpenOniversity）（吴式颖，1995）这样给全民提供“充电”机会的新型教育机构，还要利用网络资源来传播新型工作技能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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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受文，转变方式，推动对外贸易又好又快发展国际贸易，2008，（7）：18-21。

　　[3]吴式颖等，外国教育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

　　[4]杨益当前我国产业安全面临的压力及其应对措施[J]国际贸易，2008，（9）：6-9。

　　[5]张松涛，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贸易，2008，（11）：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