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张卓元：房产税将是地方财政主要税种

　　当前，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长期粗放扩张型 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要依 靠深化改革，形成激励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改革决策，用体制机制的变革来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符合现代经济发展 的要求。

　　对市场认识更明确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提出了“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2年，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2012年十八大更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不再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反映出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以前的问题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过多，特别是事事都要审批，有些地方还搞行政垄断，导致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这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强调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比“基础性”作用更鲜明，明确了下一步改革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在资源配置中政府就什么事都不干，政府也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好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主要是实行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搞好社会管理，保护好环境，而不是直接去配置资源。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提法，是对20多年来沿用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提法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这一新提法，能够更加确切地反映巿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支配作用，反映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

　　国企的重点是管资本

　　谈到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得不提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此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实际上，将国资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也是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从1980年到2000年，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的国有企业平均利润分红均提升至30%左右。另外，提高国有企业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也合情合理，回应了广大老百姓的诉求。因为国有企业既然是全民所有，就应该为老百姓服务，其利润就应该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今后对国有资本提出的改革，最重要的一条是未来国有企业的重点不是管企业，应该是管资本。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即要成立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通过管资本来管企业，而不是自己来管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路转变，可能会对中国的未来有着深远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很好地界定国有资本的职能。总的来说，国有资本可以分为公益性和收益性两大类。公益性资本主要投资于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中普遍服务部分；收益性资本主要投资于重要竞争性产业和技术创新等领域，包括投资于引领科技进步、具有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

　　房产税将是地方财政主要税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有一大亮点是要深入财税体制改革，因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在税收制度改革中，特别提到了房产税和消费税。在国外，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就是房产税和消费税。我们现在第一步要做的是加快房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可能是未来地方税的主要税种。如果开征房产税，相信会对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对消费税来说，将来会对一些奢侈品、高污染行业及高档消费品收税，也将是地方税的一个重要补充。当然，财税体制改革的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但却指明了未来税改的方向。

　　未来，如果这些改革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中国经济会保持健康增长，前景也会非常好。对中国来讲，到2020年之前最重要的不是高速增长，能够保持7%的增速就可以了，速度太快不利于结构调整。保持这样的增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加快发展服务业，保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同时不断创新，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能解决就业难题，又能让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这才是未来中国的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