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标准国际化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会计标准国际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大量的制度变迁成本。

　　一、会计标准国际化的制度变迁成本

　　会计标准国际化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会计标准国际化也会引发大量的成本，这种成本主要是由于在会计标准国际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为了协调本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标准之间的差异而发生的各种制度变迁成本。
　　
　　任何一项制度变迁的都是有成本的，制度变迁的成本主要有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类。直接成本是指变迁主体为发起变迁所耗费的各种支出和时间。例如，任何一项新会计准则的制定和颁布都要经过大量专家、学者进行讨论、起草和制定，还要经过后期的多次修订；任何一项新准则的推行都要对会计人员进行大量的培训，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200多万会计人员的国家来说，这种费用无疑是十分巨大的。此外，如果会计人员素质不高，知识存量的限制会大大增加这种变迁成本；对于某个具体的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来说，会计准则的变化是有“经济后果”的。“经济后果”(Stephen Zeff)是指企业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投资者、债权人、工会等决策制定行为的影响，而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因而，准则的变迁有可能会受到利益相关者的抵制而增大其变迁的成本。制度变迁还可能引发各种间接成本。
　　
　　可以看出，如果某种制度变迁的幅度越大，那么相应的变迁成本就越高，因此，对于一些本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标准差别较大的国家来说，会计标准的国际化的成本会很大。各国政府在进行本国的会计改革时，特别是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的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制度变迁成本，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便是对国际会计标准的制定施加影响，从而缩小制度变迁的幅度。在这方面，一向奉行。

　　二、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态度的转变——利益的驱动

　　多年以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制定自己独立的会计标准，一直认为美国的会计标准是世界上最好的会计标准，不认可国际会计准则的地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持相同观点，他要求所有外国公司如果要到美国证券市场上上市融资，就必须按照美国的会计标准编制财务报表，而不是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因此，可以这么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一直处于“对立”局面，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是消极的。
　　
　　美国之所以一开始持这种“消极”态度，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之初，冷战尚未结束，美国忙于国内经济特别是高通胀所带来的压力，在当时，经济全球化仍然只是一个遥远的蓝图，国际会计准则能否制定成功，制定后能否被各国所采纳，尚是变数。此时，关注和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利益预期”可言。因此，长期以来，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一直是一种消极的甚至反对的态度。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此时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已成为现实，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特别计算机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经济一体化的步骤日趋加快。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公司在按照美国会计标准编制财务报告、以争取在美国证券市场上融资时，由于美国会计标准的复杂性，需要做大量的报表调整工作，从而增加了这些公司的筹资成本。这一做法的深层影响是它可能会削弱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的竞争优势，导致许多公司畏惧其“门槛高”，而转向欧洲证券市场或者日本、新加坡、香港等证券市场，从而损及美国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美国固守其会计标准的态度开始转变，逐步开始接受国际会计准则。
　　
　　但是，这种接受不是无条件的，为了能在会计标准国际化的过程中取得主动权，并保护自身的最大利益，美国“充分”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领先地位，采取种种措施以保证国际会计准则能否符合美国企业的利益。

　　三、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权的“争夺”

　　1、以研究为防线——提出“高质量会计准则”
　　
　　美国既然承认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那么接受旨在面向全球经济发展的国际会计准则，也就顺理成章，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FASB)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扩张的“侵害”，发起了一场关于“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讨论。
　　
　　最早提出关于高质量会计准则的是SEC，作为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的SEC，担心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与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达成制定“核心准则”的协议后，一旦核心准则得到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的批准，SEC就没有充足的“理由”来限定“核心准则”在美国的应用，特别是哪些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和去欧洲及其它地区上市的美国公司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应用，从而对SEC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的权威性产生巨大的“冲击”。因此，SEC总是反复强调：“核心准则”能否在美国应用，取决于这些准则的质量。即使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在1994年度报告中已明确指出，对“核心准则”的评价应等到所有准则完成之后才进行，而SEC仍然坚持，证券委员国际组织的认可和批准不等于SEC的认可。此后，SEC、FASB以及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官员在多个场合都提到美国所要求的会计准则必须是“高质量”的。以此为借口，SEC可以以国际会计准则质量不够高为理由，将其拒之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大门之外。(结果也证明，这一措施是十分“有效”的，1998年年底，当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完成了全部“核心准则”的制定后，却没有得到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的及时、按期批准。)
　　
　　2、由“防守”到“主动出击”—占据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主导地位
　　
　　美国在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过程中“步步为营”，一方面寻找种种借口以阻挠国际会计准则在美国的实行，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使国际会计准则的内容更多地体现美国等发达国家会计标准的精神，从而使得美英等国家在会计标准国际化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多受益。
　　
　　1998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为改革其内部结构，增强其在国际上的影响，特别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国际会计准则，发布了“重塑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这一公告，并广泛征求意见，目的是重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平衡各个国家的利益，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不是十分突出。然而，由于这份报告没有突显美国的影响，美国财务会计基金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长达35页的评价意见，还另起炉灶，重新发布了一份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战略工作组性质类似的报告：“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未来展望”。在报告正文的第三段，以非常强硬的语气提出：美国必须要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发挥领导作用：
　　
　　①.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会计准则制定领域应保持国际性领导地；
　　
　　②.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应尽可能参与国际认可准则的制定，以确保这些准则具有最高质量；
　　
　　③.没有美国的认可和参与，国际认可准则和全球性准则制定过程要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是不可能的。作为最大的资本市场，美国是推动国际认可准则的主要市场。美国的支持对任何国际准则的合法性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国也可以为确保这些准则的高质量而贡献甚多。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还原则性地提出高质量会计准则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特征，同时也强调，国际认可准则的制定，需要大量资源(经费)，没有美国的支持将十分困难。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重组计划最后于1999年11月获得通过，在美国的主导下，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改组方案“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利益，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改组之前的16个理事中，尚有4个理事代表发展中国家，但是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委员会14个席位中只有南非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席位为美英等发达国家所占有，发展中国家声音微弱。即使是为了广泛听取世界各国对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意见和建议而成立的国际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在其总共49个席位中，美国就占据了10席。所以，可以预料，国际会计准则将更多地体现美英等国家会计标准的特点和内容，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与向美英等国家会计标准靠拢在本质上将不会有多大区别。

　　四、我国对会计标准国际化的考虑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会计标准国际化的进程中，如果全球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会计标准一味地向国际会计标准或者英美等国家的会计标准靠拢，会计标准国际化的改革成本实际上便由这些国家承担了，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去实现本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协调。而英美等国家则很少发生成本，因为其本国的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调整的差异将很小。
　　
　　可见，会计标准国际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其背后的实质是各国的利益之争，国际会计准则就像一个“利益游码”，每一个国家都想把这个“游码”往自己国家的会计标准上拉，从而减少自己国家会计制度变迁的成本。新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改组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各国利益之争的结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面临比较被动的局面。
　　
　　因此，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会计标准国际化的趋势和益处，又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头脑。如果不切实际的、一味的向某个国家的会计标准靠拢，或者不顾条件的向国际会计标准靠拢，可能会牺牲我们国家的利益。我国尚处在转轨经济的特殊背景下，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完善的监管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如果我们操之过急，片面追求我国会计标准的英美化或国际化，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企业对外融资的成本或者对外贸易的成本，但是可能会出现与我国转轨经济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导致会计信息出现混乱或者失控，由此所产生的改革成本和风险将是巨大的，对此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