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某报载文，称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各种丑闻往往与做假账有关，并将其归咎于我国的会计制度存在弊端，以及我国对CPA管理的“宽厚”。那么，如何正确对待中国证券市场和会计市场上出现的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会计改革和会计市场监管？本报记者采访了对CPA研究颇深的学者——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李若山教授

　　前进中的问题在前进中克服

　　记者：李教授，最近国际上有“安然”和为其审计的安达信大案，国内有“银广夏”及为其审计的中天勤事件，企业造假和会计假账成为上下关注的问题，请您谈谈企业造假的深层原因以及会计在其中的责任。

　　李教授：国际和国内上市公司最近出现的所谓的“丑闻”，使得社会公众把矛头都指向了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和中介机构，我认为有些极端。会计只是一种对发生的经济事项通过一些特殊的规则进行模拟、反映；而审计是对发生事项反映的判断，判断它是否属实。安然所发生的事件，抛开政治因素，单从会计上讲，都是在业务创新、工具创新、组织创新情况下产生的新问题。比如，表外融资、关联企业交易、金融工具等，这些问题都是过去所没有发生过的。这就是说，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而会计准则的制定、理论的发展又有些滞后，这些创新问题用现有的这套会计理论进行反映很难。同样，对于中介机构来讲，要鉴定会计反映是否属实也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安然事件的发生，是一个社会变化的结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证据显示，安然公司有很明显的违反会计准则的迹象。按照现在的会计制度，表外融资可以揭露，也可以不揭露。所以，说会计造假，不如说可能在会计制度建设方面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没有及时做出反映。

　　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经济转型时期，我们原有的会计制度，都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财政部花了很大的精力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准则。在1993年，我们还没有资产负债表，只有资金平衡表，我们甚至还在用增减记账法而不是借贷记账法。当我们把这些旧的制度摒弃，建立新制度的时候，新旧会计制度交替就留下了制度真空。制度真空对会计的反映带来问题，同样对审计监督也带来问题。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世纪星源。世纪星源当时发生一笔债务重组的事项，他欠银行1.6亿的债，银行说不要还了，拿一个3000万的房子做抵押，差价1.3亿做营业外收入。当会计师去查账的时候，翻遍中国所有的会计制度，也没有找到这笔账务处理的依据。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债务重组这样的事情。

　　新旧制度的更替，使得会计找不到依据，各个公司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反映，给审计工作也带来难度。所以现在所谓的假账，很大程度上是这方面原因。这些问题是制度的问题，是新老交替的问题，是前进发展中的问题，是真空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否认有很小一部分的上市公司有造假现象，但这不是中国特色，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我搜集到的很多案例，从中国第一个造假案例深圳原野开始，绝大多数的中介机构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了比较严重的过失。

　　美国的中介机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发展了100年，我们只有20年。但我们的制度上的成熟程度基本与国际接轨。所以我认为，会计做假账，更多原因是制度上的真空造成的。就是在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

　　对于虚假会计信息，人们在认识上有偏差。对于审计人员或者是会计人员来讲，只要在会计记录过程中没有违反政策，在审计过程中没有违反审计准则，就认为不是虚假。但是，报告使用者，或者有关管理当局不是看过程，而是看会计本身反映的信息和结果是否一致。所以真账与假账本身的分歧就是很大的。

　　确实有一部分会计故意做假账，审计人员明知是假的还要出具虚假的会计报告，对于这种害群之马应该打击。但这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任何行业都有的情况。对于绝大多数注册会计师来讲，一旦出现假的问题被发现，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他身上？应该不是。一出现造假首先打注册会计师，把审计当成一种保险，这就是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责任的认识误区。就像海关在边防监管的过程中，有一起走私案件，是不是就要把这个关口的人全部抓起来？在不是故意的前提下，责任应该按比例承担。会计的责任会计承担，审计的责任审计承担。

　　记者：香港有媒体称，因中国的会计制度存在弊端以及对CPA的监管不力导致做假，中国做假账的严重程度在世界上少有，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李教授：我不同意。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因为舞弊做假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1000亿美金。美国从60年代到现在，每年上市公司都有造假的事情发生，上市公司的诉讼案件大大小小多得很，只不过就是他们的媒体没有披露。

　　而这些事情在中国出现以后，中国处理得更严肃，处罚措施是非常严厉的。从琼民源看，最权威的海南中华会计师事务所被取消；深圳原野上市公司，9个注册会计师被取消资格；红光上市公司造假一案，所破人亡；忠诚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帮助长城机电公司作假，一个总所加上13个分所“连锅端”，主任会计师全部追究刑事责任；银广夏大案，中天勤出局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中介机构的处罚，远远比美国中介机构受到的处罚要严重得多。美国到目前为止，注册会计师被刑事处罚的屈指可数。

　　记者：据我们所知，中国政府在会计改革和对CPA的监管上连续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制定会计准则和独立审计准则，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事务所的合并脱钩改制，大力培养注册会计师，进行诚信教育，对违规的CPA进行处罚等。您认为这些改革和措施是否奏效？能否做一些评价？

　　李教授：不管是财政部、中注协还是审计署，从一个不仅是空白而且带有很浓重计划经济体制色彩的制度体系，到目前建立了这一套能够被国际同行理解的会计体系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付出巨大努力的。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摒弃旧的，建立新的，还要考虑承受能力。因为会计制度的改革，或者是审计制度的改革，不仅是制度制定出来的事。我们有1200万注册会计人员，30多万的注册会计师，他们并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要使这些人脱胎换骨理解现在的会计制度改革，执行新的会计制度，是非常不易的。我1988年到比利时交流，介绍我国会计制度的时候，整整介绍了三天三夜，外国人还是瞪着莫名其妙的眼睛——不懂，什么增啊减啊，听不懂。到现在，我们能参加国际会议，我们能与国际同行交流高深的问题，我们能把美国的安然引到中国解释清楚，我认为，我国会计改革的成绩是非常巨大的。不仅是我们吃惊，连外国人都吃惊。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会计能够在短短20年的时间发展成与国际接轨，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制度真空，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看看美国的二三十年代，他们的会计问题比我们严重100倍200倍，他们的代价有多大——5年的经济危机。

　　总体来讲，目前的会计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比较吻合的。不可能没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我认为无伤大局。中国的上市公司，通过会计制度的调整，三张财务报表越来越清晰的描绘出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因此，我认为，改革的成绩是巨大的，前进中的问题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慢慢得到克服和改善。

　　记者：您对会计改革和会计监管方面有什么建议？

　　李教授：任何方面的改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会计改革也同样，我们可能是进三步，就要调整一下。在向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把好的东西拿来，拿来以后一试不行，就会做出调整。就是说，制度的制定总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可能一步到位。制度制定得太完善、太先进，不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是没用的。因此，制度的制定一定要考虑承受能力。会计制度的调整会对一些利益格局做出调整，可能会影响税收，会影响财政收入。那么，我们就要等到时机成熟后，加大改革的力度。

　　目前，我们的会计监管确实依靠的是行政的力量，这是对的，因为他比较权威，监管力度比较大，这是监管的一个渠道。另外就是要增加发现违规的概率，一做假就被发现并为此付出代价，这是制止造假违规的一种有效的办法。比如通过投资者进行民事诉讼，通过信息使用者进行民事诉讼，再加上相应的法规，在民事诉讼中增加保护并奖励信息使用者的条例，造假的成本高了，信息使用者的兴趣高了，使那些小部分想造假的人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