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指为了获取将来某些不确定的价值而放弃目前一定价值的决策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定数量的未来价值。同时，投资决策活动不可避免地存在时间和风险这两个因素。在明确了投资的基本含义之后，摆在企业经营者和其他相关主体面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合理衡量各种不同项目的投资价值，从而作出比较适当的投资决策。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对企业进行投资的价值作一番研究，具体分析影响投资价值的各个因素，以便为有关决策者提供建议。根据对投资价值影响方式的差异性，我们把相关因素分为影响投资价值的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两大类。本文以此展开研究。

　　一、影响投资价值的间接因素

　　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是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之一。企业投资主体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企业投资主体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在确定投资项目价值并进行决策时，都将受到以下一些间接因素的影响，即它们是借助其他一些因素，间接而非直接影响投资价值。

　　1、企业自身的利益约束机制。不同的经济体制具有不同的利益约束。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一制订各种类型的投资计划，投资风险完全由国家承担，企业只是名义上的投资主体，既没有真正自主的投资决策权，也不承担相应的风险，这必然造成名义上的投资主体完全不受投资成本和风险的约束。在不讲成本与收益的情况下，投资需求几平是无限的，不论计划者怎样周密安排，都很难制约这种投资饥渴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应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利益主体，市场价格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整。一旦投资需求大于投资供给，投资品的价格就会上涨，造成企业投资成本上升、预期利润减少，投资风险增大，从而造成企业采取收缩策略，导致社会投资总需求下降，并促使社会资源流向预期利润高的行业及企业。

　　2、企业投资主体的利润极大化。在市场经济中，投资活动以企业主体的经济利益为基础。如果预期利润比较高，投资就会增加；相反，预期利润比较低，投资就会减少。对全社会来讲，预期利润将不断趋于平均；但对不同行业和部门而言，利润水平又是经常变化的，从而诱导资金在不同行业和部门之间进行转移。同时，追求利润还需要服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国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参与企业投资时，投资活动可能并非以经济利润为主导因素，难以保证国有资产的有效增值。为此，政府应逐步减少和消除人为干预，而应注重宏观政策和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必须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消除妨碍资源流动的障碍，从而实现以市场配置为基础，市场配置与计划配置相互补充的资源配置模式。

　　3、产权界限。产权界限是影响企业投资价值的另一重要因素。国有企业虽然也作为投资主体参与市场投资活动，但产权关系不明，企业投资行为不符合市场规范，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投资决策自主权，从而也无法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企业投资行为必将演变为政府投资行为。在产权关系改革上，我们主要偏重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希望通过“两极分离”解决企业经营自主权问题。实际上，两权分离是有一定限度的，经营必须以所有权为基础，没有所有权作基础的经营权必然是有限的经营权。企业应当建立并完善现代法人产权制度，确保企业能够独立自主、规范合理地进行投资决策活动。

　　二、影响投资价值的直接因素

　　企业的资产，不管是货币资产还是非货币资产，通常都具有两种用途可供选择：一是用于即期消费；二是为了满足未来消费而利用放弃即期消费的那部分资产进行投资。企业放弃当前消费的意愿必然与未来消费或者说是预期收益有直接联系。在此。我们把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把各种投资的具体表现形式作为投资客体。影响企业投资价值的直接因素实际上也就是投资主体和客体的属性。其中，前者主要是指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厌恶；后者主要是指预期收益、收益时点和风险水平。

　　1、投资主体属性。无风险收益率是指投资于国债所能得到的回报率。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活动时，可能存在着许多收益不同、风险各异的投资方案可供选择。从数量上来讲，所选投资方案的收益率必然要求大于无风险收益率。如果这一收益水平都不能达到的话，企业应当选择国债作为投资手段。对于无风险利率，西方货币理论把它称之为“纯利率”，它是对延期消费的一种补偿。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无风险利率和投资价值存在反向关系：无风险利率越高，投资价值超低；反之亦如此。

　　企业对于投资活动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所具有的心理反感就是风险厌恶。尽管不同企业对于风险厌恶的程度可能会有所差异，通常来讲，在投资决策活动中企业对于风险都比较厌恶，经常会采取一些措施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而对于所承担的风险，企业会要求有一定的补偿。由于不同企业的风险厌恶程度有一定差异，它们所要求的补偿金额会有多有少，对投资价值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一般而言，风险厌恶程度与投资价值呈反向关系：前者越高，后者越低；反之亦如此。

　　2、投资客体属性。预期收益是指投资主体在将来所能得到的回报。作为投资主体，企业进行投资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在将来获取一定数量的收益。预期收益越大，企业愿意递延的当期消费就会越多，也就是说进行更多的投资，投资价值也会越高。可见，预期收益和投资价值之间呈同向变动关系：在其他因素不变时，预期收益越大，投资价值就越高；反之亦如此。

　　顾名思义，收益时点是指投资主体取得收益的时间。依赖投资主体预期收益进行未来消费的时点离目前越远，延迟预期消费的动力就会越小。原因在于，当投资者等待预期收益进行消费时，他们不仅放弃了当期的消费机会，而且放弃了在等待期间可能发生的其他投资机会。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等待预期收益的时间越长，投资价值就越小。

　　一般来讲，对未来的预期都是不确定的，同样，各种具体投资项目的收益过程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我们把投资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称为投资风险，不确定性越大，投资风险也就越大。通常，投资者更希望收益是确定的，而不是具有比较高的不确定性。可见，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程度，即收益风险水平，会对投资价值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如果投资主体对于因承担风险而得到的补偿不满意，它很有可能会选择收益较低风险也较低的投资项目，而不是收益较高但风险也较高的投资项目。

　　以上是对各种因素对投资价值影响所作的定性分析。在定量分析方面，我们通常会使用如下的投资价值分析模型：

　　其中：V=投资价值；

　　Ct=t期的预期收益；

　　k=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

　　以上公式表明，投资价值等于投资所产生的预期收益现值。我们看到，投资价值取决于预期收益和贴现率，前面所探讨的投资价值影响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就体现在这两者里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投资价值最终被用于所希望的未来消费，这里的预期收益实际是指现金，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收益。与投资主体有关的预期收益可分为两类：契约性收益和非契约性收益。虽然经济前景中蕴涵着不确定性，投资者对于某些收益还是可以比较精确地计算预期收益，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契约性收益，它们一般来源于债券投资、股票投资、贷款等金融投资领域。但是，对于许多实物投资而言，这种投资的收益依赖于企业运用经营性资产的成效，依赖于许多难以预测的经济因素，如：新产品开发、房地产投资等，来源于这些投资的收益称之为非契约收益。显然，非契约性收益的不确定性要大于契约性收益。投资价值评价还需要反映预期收益能否足以补偿投资主体所承担的风险。投资价值评价模型中的投资主体所要求的收益率，就体现了这一要求，实际上它是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收益率两者之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投资价值不仅受到收益、时间和风险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投资主体对风险厌恶程度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企业未来财富，也就是说实现企业财富最大化，如果一项投资能够增加企业财富，那么它就具有投资价值，否则就不具有投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