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财务管理亦是如此。如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一样，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财务管理只有以传统文化为依托，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以此为出发点，认清对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财务管理，以期对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传统文化；财务管理；商品经济

　　一、前言

　　财务管理是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紧密联系的一个经济范畴，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务管理意识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因而财务管理模式必然会受到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制约和经济环境的影响。经济学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自动地调节着社会再生产过程，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但在同样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甚至同样的经济体制、政策环境下，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这说明在价值规律对商品经济的主要影响之外，还有另外一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这就是一个国家、地区或者民族的社会传统文化因素。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长久以来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习惯势力等，能对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现在、未来发展起巨大影响作用的历史沉淀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面临着新经济的崛起，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加入WTO的挑战，只有追本溯源才能更好地认识到我国财务管理模式中不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部分，以及如何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去改善，从而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务管理模式。

　　二、传统文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传统文化中政治体制及其经济基础对工商业经济的抑制影响

　　毛泽东当年说过一句话“百代皆行秦政制”。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到今天，除去分裂割据的少数年代，我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是中央集权体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体制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自耕农经济与地主经济。国家自耕农经济是中央集权统治及其财政运作所主要藉靠的经济基础，而作为贵族经济的地主佃农经济实际上是官僚政治制度的要求在经济领域内的补充。正基于此，当朝廷腐败之时，地主经济会利用政治力量不断地吞噬国家自耕农经济，而终将旧政权的经济基础破坏导致败亡。新的政权依靠战争等手段重新构建国家自耕农主体的同时，正是通过对地主经济的占有与重新划分形成，从而也造成了地主经济的衰败。由于二者的循环运动，使得新经济的成分始终没有出现，造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不断的改朝换代中持续向前。因此，对我国来说，古代的土地运动的活跃是政治斗争在经济领域内的反映，并非是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私有化的表现。国家自耕农经济的兴盛也并不像西方那样，标志着私有化程度的加深，促进了人身的自由，从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自由劳动力，拉开了封建制度解体的序幕。二者的斗争也只是依附于政治的简单循环，并不能促使经济发展模式的进一步私有化，从而产生代表着先进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到了晚清，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颁布了发展工商业的昭令，我国的工商业经济才在帝国主义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夹缝中得以缓慢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由于政府对企业的绝对管制，使得企业以完成国家任务为目标，从而使得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

　　从我国古代工商业经济自身发展的情况来看，到明代初年，仅官府手工业所征用的工匠和民夫就达180万人，可见工商业发展之盛。然而正在于此，官府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而难以形成独立的力量；另外一方面又对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形成巨大的阻碍作用。致使民营工商业经常受到无情压抑和摧残，往往只能在其缝隙中生存，从而不可能成为新兴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难以对社会变革起作用。而作为工商业发展依托的城市来说，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严厉统治，更不像西方那样成为私营手工业自由活动的天地，这使得工商业经济发展更加缓慢，也成为近代我国工商业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重要因素。

　　2.传统文化中的主要思想以及政府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1）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儒家思想为中心的统治思想。儒家的“仁政”思想以及群体意识转化为国家发展主义，从而使中央集权制度和政府直接管制经济在我国具有合理的地位，而儒家思想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确立了全社会意识中对于权威的依赖，从而更全面地维护了这种合理的地位。也只有这样，政府的经济政策才能被全社会普遍地认同而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从秦始皇建立帝制后颁布“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重农抑商政策开始，到汉时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的歧视贾人思想。再到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这样使得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成为被普遍认同的社会思想。而这些被普遍认同的政策、思想所造成的后果就是限制了交换活动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阻碍了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育，以至于我国农业经济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状况，工业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状况，从而造成了对大机器工业生产制度需求的不足，最终使得我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迟迟难以生长。

　　（2）从我国形成的一些商人团体自身经商的情况来看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上庞大的官府工商业压制，出现商人团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在明末的江南，出现了“无徽不成市”的徽商的辉煌。但是其在成功之后，并没有沿着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前进，而是走向了传统买田置地或者捐款买官的道路，这样使得他们重新回到了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当中，使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被迫中断，从而没有也不能形成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更没有发展成为一支新兴的阶级力量而改革社会。再到近代的“实业救国”运动，其对于中国工商业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从其目的上来讲，实业的目的在于救国。其成功之后送其子弟留洋的目的依然没有脱离“商而优则仕”或者“商而优则学”的窠臼，而这种思想使得大量的优秀人才都湮没于政治斗争之中，从而削弱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力量，使商品经济的发展难以快速向前推进。[1]

　　三、传统文化对财务管理的影响

　　由上述可以看出，在我国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处于主体地位的农业经济，还是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的工商业经济、商品经济，都是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受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控制并为其服务的。从而形成的社会特征是：政治支配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处于中心地位，经济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发展。这样使得依附于商品经济而存在的财务管理几乎成为空谈，从古代社会中的官府工商业开始到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我国企业，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务管理，都是只有会计而无财务的，现代意义上的财务管理其实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下面分几个方面对传统文化对财务管理的影响进行阐述：

　　1.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财务管理的依附性与不自主性

　　儒家思想赋予中央集权、政府管制经济的合理性以及被封建士大夫所推崇遵循的严格的“天地君亲师”等级制度，确立了权威的秩序与道德的象征意义。如同上述中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样，体现在财务管理上，即为财务管理的依附性与不自主性。财务管理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财务的自主性就是指在发展商品经济应有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职能。但在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下，造成了财务管理实际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形成了企业理财依附于上级领导的权威，整个理财环境不自主的局面。我国目前的改革开放，正是要“打倒”传统权威，走“政企分开”道路，从而建立一个自由竞争、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以达到财务管理的独立自主与公平竞争，从而发挥其本质上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2.传统文化对于企业财务管理理念的影响

　　企业的财务管理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以资金运作为对象的经营管理活动。认识其主要范畴，树立正确的财务理念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财务理念的形成受财务管理环境的影响，可以分为内部环境和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在内的外部环境因素。企业财务理念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特点。

　　（1）改革开放前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企业财务管理理念的简略回顾。我国企业制度是在晚清“扶持工商业”政策的基础条件下，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中形成的。因其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为政治服务，同时受官僚资本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民族工商业中除去一些简单的朴素理财思想之外，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财务理念。

　　建国之后，确立了以政府控制企业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财务管理方面政府采用的是“强干预或管制型”模式，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财务目标的定位上，企业的政治化和政府化色彩严重。政府一方面认为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经营者应追求收益最大化并下达获利指标，另一方面政府要求企业服从国家与政府利益，成为实施政府经济政策的工具。其二，在财务体制方面选择的是高度集权、统收统支的财务管理体制。具体表现在政府财政、税务、经贸和行业主管部门仍然担负着直接管制企业财务人员和财务行为的职责；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大量的行政法规，对企业的财务人员和行为十分严格地约束和管制；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的一些重要财务事项仍然需要政府财政部门的分级审批。其三，在财务规则的方面，施行统一的财务制度和体现在相关经济法规中的财务规定并行，并建立了全面的细致的包涵了企业财务的外部和内部运作的财务制度。这一阶段在政府强干预下形成的财务管理模式下，我国的财务目标只是执行和完成国家计划。企业理财因没有自主权，从而只是被动地执行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财务计划，形成的一些基础理念有以下几点：其一，国家理财理念，把企业财务看成国家财政体系的组成部分，混淆了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界限；其二，政治挂帅理念，在左倾思潮严重影响下，把一些极端化的政治观点作为企业理财工作的指导思想；其三，排斥市场理念，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在财务管理中排斥市场的作用。从具体方面来看，筹资上表现为国家供应资本金；在投资上表现为依照计划和定额使用资金；在收益分配上表现为按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提留和上交。由此可见，这种强干预下形成的财务管理模式与理念根本不适应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财务理念的形成首先应当是作为企业财务主体的企业自主权的拥有，而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2）改革开放之后所形成的财务理念。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企业自主理财地位的确立，经过20年来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财务管理观念，其主要范畴有：代理理念、资金时间价值理念、风险理念、税务规划理念、资本运营理念、资本保值理念以及有效资本市场假说与理性理财假设等方面。这些都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建立合理的、真正意义的财务管理中应有的理念与思想。

　　（3）传统文化对于企业财务管理意识的影响。财务管理意识是反映财务管理理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具有很广泛的外延，主要表现在对风险与收益的认知程度和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上。从对风险与收益认知程度的影响来说，对风险与收益的认知程度不仅指对其认识状况，更主要的是对收益和风险相关性的认同，即承认风险与收益相伴随而产生，追求高收入的同时准备接受由其带来的高风险。而受传统儒家文化中“重农抑商”思想影响，我国以前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成分较大，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现象严重，造成了经济中的政治风险较大而市场风险较小，忽视了风险与收益的本质相关性，而只注重其政治上的“收益”问题。这显然与现代的理财观念不相符合，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只注重政治风险而忽视本处于核心地位的经济风险，必然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做不出有利的判断，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使得经济发展缓慢。此外，传统文化中认为个人得失、贫富、荣辱都是上天注定，个人无所作为而一切听任“天命”，这种思想实际上否定了风险与收益的相关性，使得人们在思想上根本忽视二者。另外还有更加消极的“老庄”思想，更是希望社会退到“小国寡民”状态，从根本上否认对风险与收益的认识。建国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经营权的绝对控制，从而形成了国家对风险的绝对垄断，在企业财务管理方面，更谈不上对于风险与收益的认知问题；同时，对于个人来说，“招工进厂”进入国有企业，用一句老话说就是端上了“铁饭碗”，终生都有了依靠与保障，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更没有人能够认识到风险与收益的相关性，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对于捕捉投资机会能力来说，其影响与上类似，不再赘述。总体上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务管理意识水平是一种正向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商品经济发达，商品交换频繁，风险较大，收益也高。而为了获得较高的收益，就必须善于把握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造就较高的财务管理意识，而对未来更高程度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则需要更高的财务管理意识去适应。我国财务管理意识以及财务管理理念从无到有，再到未来知识经济时代更高的要求，还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完善。显然这种变化是值得赞叹的，但是也应该看到，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却又并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自身的力量在起作用，而是由于国家政府的政策影响。因而可见，我国的财务管理依然受到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势力左右。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儒家思想中确立的等级制度以及对于权威的认同心理，从而使国人并没有真正地解放思想，冲破束缚。而如果不进一步解放思想，终将不能达到财务管理的自主，不能形成最适合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财务管理模式。[2]

　　3.传统文化对投资行为和创新行为的影响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未来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主要转向科技研究与开发及其产业化能力为主的竞争，技术创新能力强并能保持领先地位，就可以赢得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在经济竞争中获胜。而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除取决于国家的政策与经济机制和资金投入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国民的特性和价值观念下的投资行为。

　　传统儒家的中庸之道，其本质上反映了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求安稳，怕风险的思想观念。这样使得国人以及深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东南亚国家在投资行为上都会倾向于房地产等以实物形式存在的产业，而对一些高科技产业不去熟悉更不愿意去投资，从而在未来的市场中丧失占有份额，导致经济竞争的滑坡。同时，中庸之道否定人们的标新立异与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像在改革前的国有企业中强调论资排辈，长幼有序一样，从而扼杀了人们的创新精神与竞争意识，导致在投资行为与方式上的传统保守与单调，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总体上讲，未来经济竞争对于科技研究及其产业化的需求，要求在投资观念上，必须首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找到适合未来发展的企业之路。

　　4.传统文化对财务人员职业道德与从业素质的影响

　　一切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对于财务管理来说，财务人员的道德水平与从业能力二者相辅相成，直接影响企业理财效果。我国财务人员的从业能力差，是传统文化、历史原因造成的。此处着重论述职业道德问题。

　　我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同，重道德而轻法制，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对社会的作用。从儒家提倡的“慎独”境界、“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始、以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其位，谋其政”及被封建统治阶级极度宣扬的“忠孝”，莫不体现了对道德修养，以及现代意义上的职业道德的追求。但在现在，职业道德的匮乏却成为我国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这也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其一：“反传统”观念的影响。晚清的志士仁人为了改变国家孱弱困顿的局面开始向西方学习形成了“西学东渐”的局面，这是“反传统”观念的渊源。后来经过“新文化运动”对旧理念的冲击，建国之后的“破四旧”与“十年动乱”的彻底否定，优秀的道德思想观念被人们抛弃或者是淡漠了。具体来说，公有制经济下国有企业中提倡“为人民服务”观念，任何一个工作岗位都是为国家作贡献，不存在对现代意义上的职业道德的需求。再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更是对职业道德思想的严重阻碍。其二：改革开放之后，因没有信仰而产生的后果。许多人由于出现信仰危机，认为职业道德没有终极价值。每一阶段的理念、理想都带有鲜明时代特色。改革开放后面对国外各种思潮、理论的纷至沓来，由于我们在理论上又缺乏必要的指导。这样使得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理解不足，把“竞争”当作尔虞我诈；把追求利润当作唯一目的，而正是这些错误认识更加深了职业道德的匮乏。

　　职业道德是个人道德修养的组成部分与体现。江泽民主席提出要“以德治国”，开展包括职业道德在内的精神教育，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思想道德观念，这是极其必要并需要我们身体力行的。对于财务人员来说，就是要“忠”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处理好个人所得与个人付出的关系。同时也应看到存在与意识是相互作用的，职业道德需要在理财环境的规范性与理性化的基础上才能上一个新台阶。[3]

　　四、中外传统文化对财务管理的不同影响以及应借鉴的方面财务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地培育和配置财务资源。综上所述，财务管理的模式除受到资源配置模式和方法的影响，还要受到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与制度的差异必然会影响财务管理模式。

　　1.中外在文化传统、经济模式与政治体制模式上的差异性

　　社会文化传统是某一群体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历久不变的思想、行为以及感想等。文化研究专家将文化的内涵和民族文化差别概括为四个层面，即权力差别（权力距）、个人主义相对于集体主义、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等。其中权力距文化传统是根据对于权力差别的认同程度，从而分为大权力距与小权力距两种。中国传统文化是强调集体主义的大权力距文化，与日本、德国类似，而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却是崇尚个体价值观的小权力距文化。从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模式上来看，我国长期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家族文化”，社会的基本结构与价值取向是集体本位、伦理本位、权力本位和政府权威。而这些，是根本不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对于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西方来说，其尊崇和努力探求那种外在于个别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理性力量。以美国而言，美国是各国的优秀人才在个人的不懈努力奋斗中形成了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在此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美国经济是自由竞争模式，政府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上影响企业运行，即使干预也是通过经济政策和法律，而非政府管制。因此19世纪梭罗的思想得到了美国社会的共识：（1）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2）最好的政府是不管事的政府；（3）公民有权蔑视政府，不服从政府。也正是由于这些共识，形成了美国文化中极端尊崇个人主义与自由平等观念。

　　2.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在财务管理上的体现

　　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中西财务管理的差异性。这里只从传统文化对于中西方财务管理控制权，即对财务主体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财务的控制权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即政府对企业的外部控制与企业内部财务控制的配置结构。与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强干预”相比，在美国主要通过一些“公认会计原则”来确定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公共性财务准则”，在此框架范围内，企业拥有比较完整的财务决策控制权或自主理财权，而不受政府或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干预。这样就使得美国的企业有较大的自主权，充分发挥能动性去进行有效的财务管理。中国企业财务管理，从企业财务目标的确立到财务规则的制定都受到政府极大干预，从而失去了其创新的能动作用，失去了其实质为企业的生产发展以至于整个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能力。从内部财务控制情况来看，一样受中央集权思想的影响，中国采用的是集权模式而美国则是分权模式。美国的管理制度中著名的分权管理和授权制度充分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具体体现在总经理授权制以及企业内部的权利分层，即权力下放。例如对于董事会来说，在美国企业中只起监督作用，而对于我国、日本、德国来说董事会兼具有财务决策和决策执行的职责。在我国，监事会在多数情况下更是形同虚设，使财务监督权流于形式。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少有财权下放现象，许多企业实行的还是总经理“一支笔”制度，财务授权制度几乎不存在。[4]

　　3.西方财务管理中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

　　中西传统文化结构的差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模式、企业制度及其财务管理上的差异，会因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双方文化的交流而逐步缩小。由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低、起步晚，因此适应于西方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财务管理一定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1）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财务自主。财务管理虽然依附于商品经济而存在，但由于其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职能，决定了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动性，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对于我国来说，集权思想深入而广泛地影响到一切领域，也根深蒂固地控制着财务管理。因此，需要我们找出一条在集权模式、权威被认同的思想下而财务管理能动性、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之路。

　　（2）确立我国企业的财务目标。财务目标就是要优化企业的财务状况。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于今天的一些国有企业，一直用财务管理任务代替企业财务目标，即为：组织资金供应，提高资金效果；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企业盈利；分配企业收入，完成上缴任务；施行财务监督，维护财经纪律。在今天看来，显然已经失去了财务目标原有的意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企业财务状况的优劣标志有四个：企业的发展趋势、企业的活力能力、企业的偿债能力以及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要实现这四项标志的最大化只有实现所有者权益的最大化。由于在西方环境下，债权人的利益被充分考虑，因而其称之为股东财富最大化，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对我国来说，未来的市场经济中，竞争是激烈的而又是理性的，只有给企业确立正确的财务目标，才能使企业不断向前发展。

　　（3）规范完善适合企业发展的财务管理的法律环境。与企业的财务管理相关的主要法律环境在于公司法与税法。就公司法来说，第一，我国应对违反公司法的行为施行纯属经济上的制裁，如西方清算或破产惩罚，不应延续原来所实施的个人罚款、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理，以便于企业彻底割断与原来体制下政府的各种联系，将企业完全推向市场；第二，应确立严肃的公司法，免去企业受国家政府行政条文的干预而造成公司法执行中许多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第三，完善公司法，使企业拥有发行股票，减少股本，以及股票种类等自主权，从而更好地优胜劣汰，推动经济的发展；第四，在股权配置上，应对各种形式的优先股以及无表决权股和雇员股等做出规定，从而主观安排股票资本控制的灵活多样性。就税法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我国税率政策优惠外资而不保护中小企业，这当然是为了吸引外资。但长久下去，会影响我国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从而影响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任务；其二，我国税法的规定极为严格而且详细，比如固定资产来说，对于固定资产年限、折旧年限等等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从而限制了企业运用不同方法去实现固定资产管理，不利于企业自主和灵活的财务决策；其三，在鼓励企业科研和技术改造方面，对于研究与开发费用，我国所得税法中应有对其优惠的规定，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精神，从而得到更好地发展。

　　（4）建立适合于我国企业发展的筹资系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筹资理论，自不足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筹资一方面面临全社会资金的普遍短缺，一方面是我国政府管制影响下企业筹资方式的狭窄，使得目前我国企业的筹资主要是向银行贷款。而同时在贷款协议中缺少各种类似西方的限制性条款，这不利于银行贷款的安全性而造成了大量银行不良资产，成为金融领域的另一大社会问题。总之，我国目前的筹资系统处于低级阶段，其改革与完善首先在宏观上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资金市场，其二是加快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建立明确的产权主体，其三就在于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对于微观方面的要求就在于：企业筹资主体地位的确立，有自主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动性去选择最适合企业的筹资方式。另外就是财务人员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培养正确的筹资意识，全面提高筹资水平。

　　五、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对于财务管理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传统文化或为显性或为隐形地影响着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经济的方方面面。对于企业财务管理来说，不可能跳出这种文化环境而找到一条其他的道路，所以我们只有吸取能够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才能找到一条适合于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务管理之路。

　　1.儒家“义利观”的现实意义传统对儒家“义利观”的理解基本止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思想已经深深地在人们思想上打下烙印，对经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其实儒家对于“义利”的核心思想“见利思义”以及“先义后利”是针对时弊“见利忘义”与“先利后义”等现象提出的，是对二者关系的论述，并非否定对“利”的追求。但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巩固统治，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好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从而，儒家“义利观”在片面上被统治阶级扩大化并加以宣扬，从而形成了对人们经济活动的约束。“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早已接受了对利益的追求思想。“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利与义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其现实意义上看待企业理财，“利”就是指一个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义”不仅指理财者的道德素质，更应该外延于法律法规、会计准则、社会效益、生态环境等等。即现代企业理财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遵纪守法，注重社会效益、生态环境等，这才是正确的“义利观”。“见利忘义”的行为往往损害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

　　2.实现人本主义、人和精神与集体主义、群体意识的结合，以限制集权思想与大权距思想产生的负面影响从孔子“举贤才”、孟子“民贵君轻”始，有管仲“尚贤举能”、曹操“求贤才”之举，到刘备的“三顾茅庐”、今天的“知识是第一生产力”，“人本主义”在我国特有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下成为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但由于集权主义的“合理性”以及其支配地位，使得“人本”思想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思想，而只是统治者的附庸。集体主义、群体意识在建国以后更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通过“平均主义”“大锅饭”以及国营企业的建立而更加深入人心。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实现“人本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结合，重视人才的力量，使得领导者、员工都“以厂为家”朝一个目标努力，这样才能使集权与大权距思想带来的负面影响，即盲从领导、权威等减至最小，从而使企业理财在一个相对民主、自由的环境下，实现所有者权益的最大化。

　　3.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等优秀思想，增强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提高财务人员的从业素质“内圣外王”之道是古代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即不只是追求个人道德修养的完美，更要求把这种“内圣”外化为社会道德实践和经国济民的活动，立志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新时代的财务人员应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八条目”的要求，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学习补充财务管理知识，提高从业素质与能力，提高个人修养，增强职业道德意识，这样才能促进财务管理的规范与公平，才能充分发挥财务的管理职能，促进企业发展。

　　4.“天人合一”与“中庸之道”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管理模式的启示钱穆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宿处。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天、地、人，只一道也”，即实现物与人的和谐统一。而“中庸之道”固然有其因循守旧，不利于创新的负面影响，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就是要在处理问题时选择最合情理的办法。其现实意义就在于要实现财务管理与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现行政策等的和谐统一，而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与理论，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与发展。[5]

　　六、结束语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财务管理，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正在逐步地发展与完善。但面对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21世纪，我国财务管理模式中仍然有许多不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容。这主要是由于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力量以及历史现实原因造成的。要研究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以求发展完善，必须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变迁发展趋势之中，也只有遵循传统文化的演变规律，并借鉴西方先进的财务管理理论中适应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容，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管理模式，从而使其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发展服务，以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向前。[6]

　　[参考文献]

　　[1]李躬圃。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2]王成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王棣华。试论财务文化[J].广西会计，2000，（6）：25-26.

　　[4]王棣华。中国文化与中国式企业财务管理[J].特区财会，1997，（3）：34-36.

　　[5]张今声。论人本管理[J].管理科学文摘，2000，（1）：67-69.

　　[6]刘明顺。华夏文化与中国企业管理创新[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3）：85-88.